陈羽伦:  羽扇纶巾

中国念英语的人只要念到大学一年级程度者，没有不知道商务印书馆办的《英语世界》这杂志的。它在1981年的外语热时应运而生，小开本，可以随身携带,坐车等车时都可以看上几段，诵上几行，在那个年代里和小开本的《读书》一起成了莘莘学子衣袋里的常备“闲书”。闲书做到这等份上，像美国的《读者文摘》那叫不简单。

从那之后,一茬茬学生脱了学生装步入社会步入而立或不惑，虽已不再是它的读者，却仍念念不忘这位良友。它其实是一本精选的最新英文文摘并配有标准的中文译文，一方面提供各类文体的英文范文，一方面帮助学生自习英译汉技巧。它的另一个特色是发表一些国内名教授撰写的英文文章。我的阅读经验是，英文入了门，但水平尚未达到能快速阅读英美报刊书籍时，读这些中国名人写的英文对我们较快地提高英文能力很是见效。这些名家写的文章即使有时用词过于繁复讲究，句子过于冗长，但还是能看出其基本思路是中国式的，也就是说其思维的语法是中文，因此只要查出生词，整个句子就全然豁然明白。学英文，重要的是在早期能树立自信心，能读下大段的文章来，自信心立即大增，就能继续往下学。反之，英美人士写的文章，冷丁儿看上去连生字都没有，可成语连串，双关语珠玑四溅，一篇小短文，死抠吃，仍然云里雾里，初学者为此最受伤，甚至会因此半途而费。我见过很多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他们相信了一些大师的所谓高明教学法，号称起点要高，一开始就读母语原著，连文章题目Puma at Large都要念半天，摸索半天才弄清原来不是“大狮子”的意思，更何谈欣赏和交流了，那种学法如同受刑，事半功倍，毫无快乐可言。所以，《英语世界》很受青年人欢迎。在这方面，它自然比《读者文摘》更投中国学生的心思。笔者念大学时曾很钟情于该刊，尤其乐读上面常出现的名家精美佳篇，如王佐良的、许国璋的、巫宁坤的……却没顾及记住主编的名字。

我是采访巫宁坤先生时，他说我应该采访陈先生，其人是个奇才，“独腿闯世界”。我这才知道陈羽伦是《英语世界》的主编。可见我们读这刊物时，目光都投向了那些名教授了，没注意为教授们做嫁衣的幕后英雄。为此，我在受惠于该刊多年之后，前去采访这位明星教授们的“穴头”，没有他这个“羽扇纶巾”的诸葛亮，那些一盘散沙的大教授们谁去组织呢？而换个资力浅的人，谁又组织得动他们？只有陈羽伦了。

三九的一天，奇暖，我在东城区一根很细的胡同里按图索骥，终于发现一堵烂灰墙上书有“英语世界编辑部”的三寸宽旧木头条儿，才发现已走到新起的三十几层北京国际饭店的南墙下。

那是一座民国风格的旧灰砖小楼，正是我最欣赏的那种楼房，朴素雅致，毫不张扬，但是能显出主人的身份。这种楼在老电影里一般都是家境殷实的中产者和知识分子的住家，特别令我向往。没想到，今天我有机会真的进到了这样布景一般的小楼里，而且是来采访一个现实中的人。一阵地板咚咚的响声后，门开了，是陈羽伦本人，一个看上去五十几岁的精瘦老头儿。他衣着讲究，颈上系着一条顶时兴的花丝巾，头发光亮可鉴，人显得颇“潮儿”。可落座后他却告诉我他算“返聘”，年逾古稀了，没什么可采访的，这个巫宁坤，干吗推荐你来采访我呢。

《英语世界》可谓国内第一家美国式“家庭杂志社”。他一个人是主编也是杂工，且是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文革”中被当成特务打折的，后来按的假肢，可见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人们心有多么歹毒，陈先生受了多么大的冤屈！现在他除了编杂志，还编英汉辞典，没拾闲儿的时候。环顾这间阳光充足的屋子，从地到顶全是书，只是他的书不象毕朔望的书那样杂乱无章地堆着（其实也许“有章”，自己用起来方便），而是码放在亮堂堂的大柜子中，很显得一丝不苟。这正像他本人，七老八十的人了，依旧仪表堂堂，毫发不乱。这是个生活十分有品位的绅士。

陈老早年在西南联大求学，1944年去印缅为与中国军队一齐作战打日本的美军作翻译，后赴欧美留学主修当代经济学。五十年代一腔热血回来报国，竟从此扎进出版界，除了当编辑，五十年代还当过出版社的经理和常务董事。许国璋教授编著的《英语》课本、张道真的《实用英语语法》和王佐良的《英国文学名著选注》等畅销书都出自他之手。原来我们这些英语专业学生的必读书里都有陈老的心血！多少年风风雨雨，历尽坎坷和残害，并未使他丧其通达幽默的性情，生活讲究，可以说一丝不苟。正如他自己所说，心不死，人就年轻。有事干，人就快活。他自己还亲自操刀翻译了商务的“汉译世界名著”之一种，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得闲还翻译探案小说。

他儿女都在国外，可他不去，因为他在这里够忙的。

“外国（指欧美）是好、舒服，可我去了能给人家点什么？我不能光去吃人家，玩人家啊。”

他想的是“人家”。

“我还是在这边更有用。”于是不走。

他说他决不片面地抽象地讲爱国，那没意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用来讲爱国是太滑稽无当。他只讲自己在哪儿更有用，在哪儿更受欢迎。“毕竟外国是人家的家。”

另一方面，他又说，美国地广人稀，又富，“是得好好给它去人。”受不受欢迎是另一回事。

他曾独腿游遍欧美十几国，还冲破怀疑堂而皇之去了当年跟中国还没建交的韩国，旧地重游了青年时代去过的汉城。回来后惊叹这几十年人家的变化之巨大，并证明那边的世风虽有败坏但也并非可怕。倒是我们有些人只学了人家不好的地方却不学人家好的地方。他说他这个老人在美国挤车总有人给他让位子，在北京却没人理他。这算什么？他在美国花三万美元造了一条高级假腿，用飞机托运回来海关要以医疗器械名义课以二万元进口税（90年代初的二万元那是天文数字——笔者注），而穿在腿上走进来则算腿，分文不收。眼看腿要复失，他八方求告，还是邓朴方先生批示说：这是腿，才免税。

有了一条优质的外国腿，陈先生跑跑颠颠更有劲儿了。他甚至自己挤车去印刷厂跑清样。真是老来少。

他说他忙完一部大辞典，他要开始写自己的随想录和出国观感，用英文写中文写都行。为的是让人们从他的经历中看出点什么，然后去长自己的思想。

“对爱国主义不要乱宣传——不要编，就讲真人真事儿，该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反正爱国的多的是，不然这个国家谁建设的？”

冬天的阳光好宝贵。我们在半面墙大的玻璃窗下晒着聊，他的话如同这冬日的阳光，丝丝入肤。两个小时，我晒热了，甚至有点晒得发蔫。

这座颇有民国遗韵的灰楼快要拆了，来晒的机会不多了。北京城里这样的楼会越来越少，真可惜。

（本文部分首发于1991年3月的《文汇读书周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