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经济日报》的40年往事
(2022-12-27 23: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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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生活 |
老汉我是1982年初大学毕业的。上大学前在工厂干了两年,因为大学学的是经济专业,用我们校长的话说“经济学院的学生干经济工作,就是专业对口”,所以,我就干了一辈子与经济有关的工作,直到退休。
而从上学的时候起,我就有爬格子的业余爱好,且这爱好一直延续到退休之后。从没有想在哪个领域整出啥名堂,只是笔随心走,随心所欲;想哪说哪,想啥说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专业论文、时评、随笔、杂文、影评、散文等等,形式各异,内容庞杂。我是写统计论文的人里面还写经济评论的,写经济评论的人里面还写电影评论的,写电影评论的人里面还写时事评论的,写时事评论的人里面还写统计论文的。几十年来,大约有两千多篇文章、数百万的文字见诸报端,但数量最多或小有影响的还是与专业有关的文章。
记得在我参加工作后不久,《经济日报》创刊了。学经济的又干与经济有关的工作,当然要看《经济日报》了。从此以后,无论工作单位和岗位如何变化,《经济日报》都是必备的报刊。退休7年,我也一直自费订阅这份报纸,一路同行了将近40年。
作为一个学经济的又爱爬格子的读者,我当然在读报的同时,也时常有感而发,给不同报刊的不同版面和栏目投稿。当年经济日报社在王府井大街277号办公,所以有一个杂文、随笔、时评类的栏目就叫《王府井随笔》。我当时曾经把在这个栏目发文作为写作的一个目标,努力使一些议论文从“小评论”向杂文、随笔的方向提升。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付出就有成效,还真有一些“拙作”在这个栏目变成了签字,如针对各地纷纷兴建“世界公园”写出的《世界有几多》,针对洋鸡、国鸡一哄而起写出的《我们不会天天开百鸡宴》,等等。
1996年年底的时候,我接到来自报社的开会通知,并请假获准,来到报社在白纸坊的新址,参加评论部关于办好《王府井随笔》栏目的座谈会,见到了部主任张署红老师和当时还是小姑娘的齐东向老师。会后大家一起在报社食堂用了餐。总编辑艾丰老师还过来看望了与会的专业和业余作者。记得我当时表达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虽然报社从王府井搬到了白纸坊,但这个栏目最好不要改名,因为王府井是一个响当当的地名,期待《王府井随笔》也能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在这个座谈会上,我还见到了京城评论界的一些大咖级人物。如《法制日报》的王乾荣老师。以前,常在许多报刊上看他的文章。那天见面,发现老师说话还挺幽默。记得他和小齐老师开玩笑说,如果“齐东向”这个名字的后两个字掉一个个儿,那可能有很多重名的人;但按照现在的顺序排列,那就真的很厉害了(大意如此)。又如《北京青年报》的潘洪其小潘老师。那几年,没少在各类报刊上看署名潘多拉的文章。这回才知道潘洪其就是大名鼎鼎的评论家潘多拉,而且那年他才26岁。
这次会后,我便更加频繁地给《王府井随笔》投稿,也不时有拙稿见诸报端。如看到一段时间内商家频繁打折,而一些专家又反对打折,就写了发了《等待打折》;针对一些地区一哄而上葡萄酒厂,写了发了《葡萄酒,悠着点儿来》;针对行贿受贿现象,写了发了《先有鸡后有蛋》;针对麦当劳开售公交月票,写了发了《公交月票与麦当劳》……1999年,做为首都报业仙人掌丛书之一,评论部出版了张署红老师主编的《假如都来真的——经济日报“王府井随笔”杂文精萃》,其中收入了我的两篇杂文,即《“世界”有几多》和《说说打折》。2002年,齐东向老师通知我,评论部主办“发展就在我身边”征文,于是我就写了发了《今天和昨天不一样》。
而除了评论部的杂文、随笔之外,无论是做为一个经济专业毕业的从业者,还是做为一个京城市民,老汉我对《经济日报》涉及的许多经济话题都很关注,所以也常常有感而发,变成铅字见诸于不同版面和栏目。如曾在每周末的《星期话题》专版,呼吁“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思考“我们是否需要大上‘零售航母’”,探讨“北京旧城改造能否实现双赢”,开展“黄金周旅游利弊谈”,阐述“北京人口规模调节之我见”,介绍“地方GDP联审制度意味着什么”。
我还在《企业文化》专版讨论“广告与企业文化”,在《经济与法》专版论述“怎样才是爱护(企业)”,在《理论周刊》思考如何“振兴国产重大装备”,在《科技周刊》强调“优化创新很重要”。我积极参加不同版面、栏目开展的讨论。参与“MBA贬值了吗”讨论,指出“别神话也别矮化”;参与“狼羊死结如何解”讨论,建议“应设立一定的缓冲区”。在“自主创新大家谈”时,直言“过分依赖引进影响经济安全”;在“道德建设大家谈”时,明确“守法是一道道德底线”。 在讨论个人所得税问题时,提出“不同地区能否制定不同标准”;
在讨论劳模待遇时,指出“苛求劳模是一种不公”。
记不准是从哪一年那一日起,《王府井随笔》这个栏目还是消失了。而评论部主办的言论性文章的园地,却从一个栏目扩大到一个整版,且从不定期发展到每个工作日加一个周六。容量大了,老汉我投稿和见报的频率也随之上升了。仅在2013年和2014年,我就在《经济时评》版上发了20多篇评论文章,如“耕地红线要牢牢守住”、“既看显绩,又看潜绩”、“簋街为什么依然火爆”、“大数据时代隐私谁来保护”、“中国经济进入提质增效第二季”、“调控房价要先摸清存量”、“按规律办事经济增长才无后遗症”、“养老资源奇缺需多方应对”、“建楼不必一味攀比‘高’”,等等。投稿、发稿、约稿、投稿、改稿的过程中,也与马洪超、杨开新、牛瑾等多位老师建立了工作联系。
记得在2014年5月,有政府部门官员提出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跨入“中高国家行列”,在社会上引发不同的反响,报社希望我写一篇理性分析文章。于是,一篇《我国人均GDP质量确需提升》刊发于5版头条“正本清源理性看”专栏。文章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新浪网主页在“新闻”和“猜你喜欢”两个栏目同时显示出来。时至今日,如果在百度搜一搜文章标题,还可以显示多条相关链接。
同年的6月19日,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日子,下了班天依然很亮,我正准备去继续走遍京城每一条胡同。评论部的杨开新小杨老师打来电话,说国家领导人近期参加国际活动时多次讲中国有信心完成7.5%的全年目标,而有媒体过度解读说“即使7.49也是没完成”,因此需要写一篇文章回应和解读,当晚10时就要交稿。于是,老汉我放弃逛胡同的计划,赶紧回家,按时完成了任务。第二天,一篇《不要把7.5%当作一个“绝对数”》的文章见诸于报刊的头版。小杨后来说,该文当天上了中国政府网的要闻位置,与领导人出访消息排在一起,国办领导对此表示感谢。
2016年9月30日,京津两市同时推出一些列调控措施,拉开了中国房地产市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楼市调控的序幕。此后几年,一些地区又曾多次出现试探性的松动反弹。我多次在《经济日报》和其他媒体发文,强调要坚持调控方向、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不动摇,不能为短期经济增速为投资投机性购房重开方便之门。几年来,仅在《经济日报》评论部的约稿文章中,我提到2016年9月30日这个时间点的文章就有22篇。2018年新年伊始,《经济日报》时评专版首次推出专家系列评论,1月2日的开篇就是《潘璠看楼市》,连发4篇评论文章。当年8月,《潘璠看楼市》再发4篇评论,中心仍是土地财政不可持续,要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
最近两年,老汉我因为身体原因,给《经济日报》写稿投稿少了,但依然订报看报,关注着报上的消息和报社本身的消息。这不,看到《经济日报》创刊40年的征文活动,我又想起了“我与《经济日报》的40年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