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北京晚报》以近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对“首位农民工代表胡小燕”的采访和报道。目前在一家陶瓷公司做销售代表胡小燕，为了反映农民工的呼声，这个春节也没有回家，而是在调查和征求农民工的意见。早在2008年，胡晓燕成为人大代表并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后，她的手机几乎被打爆了。近日，打她座机、手机反映问题、意见的人又多得数不过来。

人们纷纷找胡小燕，当然依然是看重她的农民工身份。当年，和她一样的农民工代表共有三人。由于媒体的重点报道，胡晓燕的知名度最高。由于报导突出并放大了胡代表曾经的身份，使许多来自农村的各阶层人士，都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了胡代表的身上。于是，有人认为，胡小燕们面临的窘境是因为农民工代表太少，呼吁增加农民工代表的比例。

但所谓农民工，究竟是指其现在的身份呢，还是指曾经的身份？如果是前者，那么他们现在是工人，或是服务员，或是护士护工，是什么就叫什么好了；如果是指后者，很多大学生毕业生、私营老板、个体业主包括诸多大名鼎鼎的房地产大鳄，当年也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的直系亲属也依然在农村。显然，公众概念中的农民工是指来自农村、没有大学以上文凭、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在城市里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

但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如果人大代表是由不同群体的代表组成、且不同群体代表主要代表本群体的利益和呼声，那可想而知，将有多少不同群体需要被代表，又有多少不同群体难以被代表呢？而如果成为人大代表，主要就是为了给本阶层群体谋利益，那么，第一，各个群体代表在全体代表中只能是少数，怎么能保证少数人赞成的议案一定会被多数人认可通过呢？第二，各个群体的代表在研究其它问题时又该如何表态呢？如果对本群体以外的事情只能旁听，这些代表又怎能参政议政呢？所以，还要着眼于完善人大代表的职能和产生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胡小燕们的窘境。

有人提出要尽快实现代表委员专职化。应该说，专职化的确是一个进步，可以专心实意参政议政，可以对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多一些观察、调研，多一些参政议政。但从目前代表委员的身份和产生方式看，很多人既难以做到专职，也不会为此改变身份。比如，那些身价过亿的富翁，不会放着生意不做；那些耀眼的明星，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事业。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如当选为代表委员后就专职化了、甚至终身制了，则既违背社会公平，也不利于他们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更好地行使手中的权利，更好地参政议政。而在代表委员一年参加一次会议、不能充分行使权利的同时，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一些人的参政议政能力不高，或是只为本阶层利益代言，或是常对不熟悉的事情提出很外行的建议。

所以，在逐步探索部分代表委员专职化的同时，同样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增强代表委员的代表性，改进完善其产生机制，提高其参政议政能力。应该完善分区域按比例产生的程序和过程，使代表委员真正获得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本区域选民的拥护。在此过程中，要拓宽推选代表委员的视野和范围，使产生的过程更加公开透明。代表委员不仅要熟悉本领域的事情，也要关心国家大事，有体恤民情、体察民意、反映民声的意识，有总揽全局、平衡协调、比较利弊的本领。做为选民，不仅要看候选人的代表性，看其在本单位的工作表现和群众认可程度，还要考察其参政议政能力，了解掌握其对于担任和胜任代表委员的意愿和可行性，不愿当不要当，不能当也不要当。选民不仅应该选出能够并愿意代表自身利益的人，更应该把选票投给有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的人。这就需要使候选人与选民之间有更多的见面、沟通、互动的机会。听一听候选人怎么说，看一看他们怎么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两会”制度和代表委员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更加有效地的行使监督职能和参政议政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