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流民（三条）
2022-03-31 15:04:43
富郑公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室十余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遣人持酒肉饭糗慰籍，出于至诚，【边批：要紧。】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埋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募为兵者万计。帝闻之，遣使褒劳。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救之而实杀之。弼立法简尽，天下传以为式。
能于极贫弱中做出富强来，真经国大手。
滕元发知郓州，岁方饥，乞淮南米二十万石为备。【边批：有此米便可措手。】时淮南、京东皆大饥，元发召城中富民，与约曰：“流民且至，无以处之则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废营地，欲为席屋以待之。”民曰：“诺！”为屋二千五百间，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壮者樵，妇汲，老者休，民至如归。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视，庐舍道巷，引绳棋布，肃然如营阵。古大惊，图上其事。有诏褒美，盖活万人云。
祁尔光曰：“滕达道之处流民，大类富郑公。富散而民不扰，腾聚而能整，皆可为法。”
成化初，陕西至荆、襄、唐、邓一路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为梗，刘千斤因之作乱，至李胡子复乱，流民无虑数万。都御史项忠下令有司逐之，道死者不可胜计。祭酒周洪谟悯之，乃著《流民说》，略曰：“东晋时，庐、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迄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得宜之效。今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理，则流民皆齐民矣，何以逐为？”李贤深然其说。至成化十一年，流民复集如前，贤乃援洪谟说上之。【边批：贤相自能用言。】上命副都原杰往莅其事，杰乃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宣上德意，延问流民，父老皆欣然，愿附籍为良民。于是大会湖、陕、河南三省抚按，合谋佥议，籍流民得十二万三千余户，皆给与闲旷田亩，令开垦以供赋役，建设州县以统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县，割郧、津之地，置郧西县，割汉中洵阳之地，置白河县。又升西安之商县为商州，而析其地为商南、山阳二县，又析唐县、南阳、汝州之地为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寓土著参错而居。又即郧阳城置郧阳府，以统郧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之地，又置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于郧阳，以为保障之计。因妙选贤能，荐为守令，【边批：要着。】流民遂安。
今日招抚流移，皆虚文也。即有地，无室庐，即有田，无牛种，民何以归？无怪乎其化为流贼矣。倘以讨贼之费之半，择一实心任事者专管招抚，经理生计，民且庆更生矣，何乐于为贼耶！
【译文】北宋时，富弼任青州知州。黄河以北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灾区人民流亡到青州讨饭。富弼说服所辖地区人民拿出一些粮食，并增加以官府粮仓储备的粮食；还腾出公私房舍十多间，供这些人居处，以方便他们的生活。凡是官吏退休的、等待补缺的、寄居于青州的，都征发他们俸禄的一部分，让他们到饥民聚居的地方，选择那些老弱有病的给予救济，扔把他们的功劳记录在案，约好他日为他们向朝廷奏请受赏。每隔五天，就派人带着酒肉米饭或馒头之类前去慰问，完全出于至诚之心，人人都为赈济灾民尽力工作。山林湖泽之利，凡是可以对生活有所裨助的，听任灾民随便利用。死者以大土冢掩埋，称为丛冢。第二年，麦子成熟了，根据这些灾民距青州远近，各给一些口粮让他们回原籍去了，另外招募当兵的多达万人。皇上听说了这件事，派遣使者专门去嘉奖与慰劳。以前赈灾的人都把灾民召集到城内，做好了稀粥让灾民喝，形成传染病，有的几天得不到粥喝，就饿倒了，这些名义是救他们，实际上是杀他们。富弼立法简便，但很全面，天下相传作为赈灾的典型。
能在灾难后国家最贫弱的状况下，不仅解决贫困的问题，又进一步让国家富强起来，富弼真是处理国事的能手。
北宋滕元发（初名甫，字元发，后以避高鲁王讳，改字为名，更字达道。神宗时历任御史中丞，除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因反对新法，出知郓州，徙定州、太原。威行西北，号称名帅。贬居筠州。哲宗时除龙图阁直学士，再知郓州。此条为再知郓州事。）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西北），这一年正遇上饥荒，向淮南讨借大米二百万石作准备。当时淮南、京东也都发生了大灾荒，滕元发就召集郓州城内富民，跟他们约定：“逃荒来的灾民即将来到，若无处安置，传染病也将因之而起，并有可能染给你们。我在城外寻一块旧军营，想用苇席给灾民们打一些简易的房屋让他们居住。”富民说：“同意。”于是就为灾民打起了二千五百间苇席房子，用了一个晚上就完成了。逃荒的难民来到后，按先后次序给他们安排了地方住，做饭用水及炊具都很齐全。滕元发按照他在西北边地指挥部队那样，安排得井然有序，年幼的烧火，身强力壮的去打柴，妇女到井上去挑水，年老的休息，灾民来到这里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皇上派遣工部郎中王古巡行察看，房屋巷道，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像行兵布阵一样肃然整齐。王古看到后大吃一惊，就把这件事绘了一张图呈报给皇上。皇上下诏书称赞这件事，说救活了上万人（《宋史·滕元发传》说救活了五万人）。
祁尔光说：“滕达道处置灾民的方法类似富弼，富弼将他们分散而不骚扰，滕达道将他们聚集而能整合，都可效法。”
明宪宗成化初年，陕西至荆、襄、唐（即唐县，在今河南唐河县）、邓（即今河南邓州市）一路上都是绵亘的山脉和大谷，长达千余里，所有来到这里逃荒或逃避赋税债务而流亡的农民，在他们当中也隐藏有干拦路抢劫之类事情的人，刘千金（名通，河南西华人。流民聚荆襄间，与石龙密谋起义，称汉王。）因而率流民起事，到李胡子（刘通旧部，名原，称太平王）于成化六年再次率流民起兵，聚兵数万。都御史项忠（字荩臣，嘉兴人。官至兵部尚书。）下令官军驱逐流民，杀死在道路两旁的人不计其数。国子监祭酒周洪谟看到后既愤懑又同情，于是就撰写了《流民说》一文，意思大致说：“东晋时，庐、松、滋一带的百姓流亡到荆州（今湖北江陵县），于是在荆江之南的地方侨置滋县。陕西、雍州一带的百姓流亡聚集在襄阳（今湖北襄阳县），于是就在襄水（湖北襄樊市附近江河段）一侧侨置南雍州。在此以后，松、滋之地就隶属荆州管辖，南雍州之地就隶属于襄阳管辖，从那时到明代约有千年了，平静得和过去一样。这是以前对此事处理恰当的缘故。现在如果听任附近的各县流民附籍于此，距离较远的可再设置州县安抚他们，并在那里设置官吏管理，建立基层里甲，实行徭役宽免政策，使他们安心在那生活，就能使流亡在这里的百姓变成国家的编户齐民，为什么非要驱逐他们走呢？”李贤（邓州人，字原德。英宗复位，命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进尚书。宪宗即位，进少保，华盖殿大学士。）很同意此说。到成化十一年（1475），荆襄一带流民又像从前那样聚集起来，李贤就援引周洪谟的观点上奏给皇帝。皇上命令副都御使原杰（阳城人，字子英。官至副都御使、南京兵部尚书。）前去安集荆襄流民，原杰跑遍了诸郡县的深山穷谷，到一处就到处宣传皇帝恩德，接待慰问流民，流民父老都表示愿意定居附籍作良民。于是会聚湖广、陕西、河南三省巡抚和按察使，共同谋议，经登记后，共有流亡百姓十二万三千多户，部分给闲散的荒地若干亩，让他们开垦田地，交纳赋税，服劳役，建立新的州县进行统治。于是就从竹山县划出一块地方，建立竹溪县（湖北竹溪县）；从郧县、津邑各划出一块土地，建立郧西县；从汉中洵阳划出一部分地方，建白河县。又升西安之商县为商州，分商州地为商南、山阳二县，又把河南唐河、南阳、汝州划出一部分土地，建桐柏县、南台县、伊阳县，使流亡到这些地方的人民与原在此地居住的百姓混居到一块居住。又在郧阳城建郧阳府，用以统领郧阳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之地，又在郧阳建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驻军镇守，以为保障之计。于是精选贤能之人作太守或县令，流亡到这里的人民于是得以安居乐业。
当今安抚流亡的人，都是虚应故事。即使有地，也没有房舍；即使有田，也没有耕牛。人民怎么安居？难怪他们要转变为流窜的盗匪。假使能运用讨贼的一半花费，选一个忠实肯做事的人，专门负责招抚流民，解决他们的生计，人民将欢庆重生，怎么会愿意做资贼呢？
抚流民（三条）
富郑公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室十余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遣人持酒肉饭糗慰籍，出于至诚，【边批：要紧。】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埋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募为兵者万计。帝闻之，遣使褒劳。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救之而实杀之。弼立法简尽，天下传以为式。
能于极贫弱中做出富强来，真经国大手。
滕元发知郓州，岁方饥，乞淮南米二十万石为备。【边批：有此米便可措手。】时淮南、京东皆大饥，元发召城中富民，与约曰：“流民且至，无以处之则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废营地，欲为席屋以待之。”民曰：“诺！”为屋二千五百间，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壮者樵，妇汲，老者休，民至如归。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视，庐舍道巷，引绳棋布，肃然如营阵。古大惊，图上其事。有诏褒美，盖活万人云。
祁尔光曰：“滕达道之处流民，大类富郑公。富散而民不扰，腾聚而能整，皆可为法。”
成化初，陕西至荆、襄、唐、邓一路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为梗，刘千斤因之作乱，至李胡子复乱，流民无虑数万。都御史项忠下令有司逐之，道死者不可胜计。祭酒周洪谟悯之，乃著《流民说》，略曰：“东晋时，庐、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迄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得宜之效。今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理，则流民皆齐民矣，何以逐为？”李贤深然其说。至成化十一年，流民复集如前，贤乃援洪谟说上之。【边批：贤相自能用言。】上命副都原杰往莅其事，杰乃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宣上德意，延问流民，父老皆欣然，愿附籍为良民。于是大会湖、陕、河南三省抚按，合谋佥议，籍流民得十二万三千余户，皆给与闲旷田亩，令开垦以供赋役，建设州县以统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县，割郧、津之地，置郧西县，割汉中洵阳之地，置白河县。又升西安之商县为商州，而析其地为商南、山阳二县，又析唐县、南阳、汝州之地为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寓土著参错而居。又即郧阳城置郧阳府，以统郧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之地，又置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于郧阳，以为保障之计。因妙选贤能，荐为守令，【边批：要着。】流民遂安。
今日招抚流移，皆虚文也。即有地，无室庐，即有田，无牛种，民何以归？无怪乎其化为流贼矣。倘以讨贼之费之半，择一实心任事者专管招抚，经理生计，民且庆更生矣，何乐于为贼耶！
【译文】北宋时，富弼任青州知州。黄河以北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灾区人民流亡到青州讨饭。富弼说服所辖地区人民拿出一些粮食，并增加以官府粮仓储备的粮食；还腾出公私房舍十多间，供这些人居处，以方便他们的生活。凡是官吏退休的、等待补缺的、寄居于青州的，都征发他们俸禄的一部分，让他们到饥民聚居的地方，选择那些老弱有病的给予救济，扔把他们的功劳记录在案，约好他日为他们向朝廷奏请受赏。每隔五天，就派人带着酒肉米饭或馒头之类前去慰问，完全出于至诚之心，人人都为赈济灾民尽力工作。山林湖泽之利，凡是可以对生活有所裨助的，听任灾民随便利用。死者以大土冢掩埋，称为丛冢。第二年，麦子成熟了，根据这些灾民距青州远近，各给一些口粮让他们回原籍去了，另外招募当兵的多达万人。皇上听说了这件事，派遣使者专门去嘉奖与慰劳。以前赈灾的人都把灾民召集到城内，做好了稀粥让灾民喝，形成传染病，有的几天得不到粥喝，就饿倒了，这些名义是救他们，实际上是杀他们。富弼立法简便，但很全面，天下相传作为赈灾的典型。
能在灾难后国家最贫弱的状况下，不仅解决贫困的问题，又进一步让国家富强起来，富弼真是处理国事的能手。
北宋滕元发（初名甫，字元发，后以避高鲁王讳，改字为名，更字达道。神宗时历任御史中丞，除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因反对新法，出知郓州，徙定州、太原。威行西北，号称名帅。贬居筠州。哲宗时除龙图阁直学士，再知郓州。此条为再知郓州事。）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西北），这一年正遇上饥荒，向淮南讨借大米二百万石作准备。当时淮南、京东也都发生了大灾荒，滕元发就召集郓州城内富民，跟他们约定：“逃荒来的灾民即将来到，若无处安置，传染病也将因之而起，并有可能染给你们。我在城外寻一块旧军营，想用苇席给灾民们打一些简易的房屋让他们居住。”富民说：“同意。”于是就为灾民打起了二千五百间苇席房子，用了一个晚上就完成了。逃荒的难民来到后，按先后次序给他们安排了地方住，做饭用水及炊具都很齐全。滕元发按照他在西北边地指挥部队那样，安排得井然有序，年幼的烧火，身强力壮的去打柴，妇女到井上去挑水，年老的休息，灾民来到这里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皇上派遣工部郎中王古巡行察看，房屋巷道，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像行兵布阵一样肃然整齐。王古看到后大吃一惊，就把这件事绘了一张图呈报给皇上。皇上下诏书称赞这件事，说救活了上万人（《宋史·滕元发传》说救活了五万人）。
祁尔光说：“滕达道处置灾民的方法类似富弼，富弼将他们分散而不骚扰，滕达道将他们聚集而能整合，都可效法。”
明宪宗成化初年，陕西至荆、襄、唐（即唐县，在今河南唐河县）、邓（即今河南邓州市）一路上都是绵亘的山脉和大谷，长达千余里，所有来到这里逃荒或逃避赋税债务而流亡的农民，在他们当中也隐藏有干拦路抢劫之类事情的人，刘千金（名通，河南西华人。流民聚荆襄间，与石龙密谋起义，称汉王。）因而率流民起事，到李胡子（刘通旧部，名原，称太平王）于成化六年再次率流民起兵，聚兵数万。都御史项忠（字荩臣，嘉兴人。官至兵部尚书。）下令官军驱逐流民，杀死在道路两旁的人不计其数。国子监祭酒周洪谟看到后既愤懑又同情，于是就撰写了《流民说》一文，意思大致说：“东晋时，庐、松、滋一带的百姓流亡到荆州（今湖北江陵县），于是在荆江之南的地方侨置滋县。陕西、雍州一带的百姓流亡聚集在襄阳（今湖北襄阳县），于是就在襄水（湖北襄樊市附近江河段）一侧侨置南雍州。在此以后，松、滋之地就隶属荆州管辖，南雍州之地就隶属于襄阳管辖，从那时到明代约有千年了，平静得和过去一样。这是以前对此事处理恰当的缘故。现在如果听任附近的各县流民附籍于此，距离较远的可再设置州县安抚他们，并在那里设置官吏管理，建立基层里甲，实行徭役宽免政策，使他们安心在那生活，就能使流亡在这里的百姓变成国家的编户齐民，为什么非要驱逐他们走呢？”李贤（邓州人，字原德。英宗复位，命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进尚书。宪宗即位，进少保，华盖殿大学士。）很同意此说。到成化十一年（1475），荆襄一带流民又像从前那样聚集起来，李贤就援引周洪谟的观点上奏给皇帝。皇上命令副都御使原杰（阳城人，字子英。官至副都御使、南京兵部尚书。）前去安集荆襄流民，原杰跑遍了诸郡县的深山穷谷，到一处就到处宣传皇帝恩德，接待慰问流民，流民父老都表示愿意定居附籍作良民。于是会聚湖广、陕西、河南三省巡抚和按察使，共同谋议，经登记后，共有流亡百姓十二万三千多户，部分给闲散的荒地若干亩，让他们开垦田地，交纳赋税，服劳役，建立新的州县进行统治。于是就从竹山县划出一块地方，建立竹溪县（湖北竹溪县）；从郧县、津邑各划出一块土地，建立郧西县；从汉中洵阳划出一部分地方，建白河县。又升西安之商县为商州，分商州地为商南、山阳二县，又把河南唐河、南阳、汝州划出一部分土地，建桐柏县、南台县、伊阳县，使流亡到这些地方的人民与原在此地居住的百姓混居到一块居住。又在郧阳城建郧阳府，用以统领郧阳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之地，又在郧阳建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驻军镇守，以为保障之计。于是精选贤能之人作太守或县令，流亡到这里的人民于是得以安居乐业。
当今安抚流亡的人，都是虚应故事。即使有地，也没有房舍；即使有田，也没有耕牛。人民怎么安居？难怪他们要转变为流窜的盗匪。假使能运用讨贼的一半花费，选一个忠实肯做事的人，专门负责招抚流民，解决他们的生计，人民将欢庆重生，怎么会愿意做资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