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四条）
2022-03-17 13:16:30
唐刘晏为转运使时，兵火之余，百费皆倚办于晏。晏有精神，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尝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入贱出贵，国家获利，而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晏以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紝，常岁平敛之，荒则蠲救之。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荒歉有端，则计官取赢，先令蠲某物、贷某户，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议者或讥晏不直赈救，而多贱出以济民者，则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不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又赈给多侥幸，吏群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以为“二害”。灾沴之乡，所乏粮耳，他产尚在，贱以出之，易以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或官自用，则国计不乏；多出菽粟，资之粜运，散入村闾，下户力农，不能诣市，转相沿逮，自免阻饥——以为“二胜”。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至百余万斛，无升斗沉覆者。又州县初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晏始以官主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民困以苏，户口繁息。
晏常言：“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可谓知本之论，其去桑、孔远矣。王荆公但知理财，而实无术以理之，亦自附养民，而反多方以害之，故上不能为刘晏，而下且不逮桑、孔。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取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困弊。
常平盐之法所以善者，代商之匮，主于便民故也。若今日行之，必且与商争鬻矣。
【译文】唐代大臣刘晏（字子安。肃宗、代宗，历任京兆尹、户部侍郎、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等使，是历史上著名理财家。）做转运使时，正值安史之乱后，一切费用全都依靠刘晏筹措办理。刘晏精力充沛，而且机智多变，能变通有无，曲尽其妙。曾经用重金招募擅长来回奔走之人，设置很多互相可望见、能迅速传递信息的驿站，侦察报告四方的物价，即使是很远的地方，用不了几天也能很快地传送回来。这样，就能使商品价格的高低的平抑之权都控制在自己手中。贱买贵卖，国家还能获得利润，而全国各地也没有哪一个地方物价太高或太低的弊病。
刘晏认为统治者爱民并不在于赏赐给予多少，应当让他们自己去种庄稼与纺纱织布，正常年景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征收赋税，若遇到荒年，就减免税收，救济百姓。唐全国分为十道，各道各设知院官，每月或旬向中央汇报一次州、县下雨、下雪和丰收、歉收的情况。荒年歉收有个征兆，就让主财务与出纳之官取出赢余，先让蠲免什么物品、谁该救济，百姓还没有到最困难的时候，汇报的情况已批复执行了。议论者有的讥笑刘晏不是直接救济贫困者，而是采用贱卖用来救济百姓，这就又不对了。擅长治病的人，不让病人到疲惫危险的地步；善于救灾的人，也不让灾情严重到必须赈济的程度。所以说救济得少，就满足不了人们维持生命所需，救济人过多，国家费用就短缺，国家费用短缺，反过来就要加重对百姓征收赋税。又比如在救济时，有的也可能灾轻而救济的多，或灾重而救济的少，更为严重者，官吏朋比为奸，以致造成谁强悍就得到救济多；谁软弱就得到救济少，虽然刀割据刖之刑在前，也制止不了于国于民有害的“二害”之事。旧时由于阴阳二气不和而造成的灾害乡村，所缺乏的是粮食，别的东西都有，以低廉的价格卖粮给他们，挽回一些日用杂品，借助人的劳力，再转运到丰收地方去卖。有的可供官府自用，这样国家的经济就不会匮乏；国库里多卖出一些谷物，借助那些转运卖粮食的人，直接运到乡村闾巷，乡村贫困百姓，不能熟悉市易之事，转而相互直接交换，自然免去市场风险，又保证免于饥荒，这就是利国利民的“二胜”之事。
以前，把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的谷物运进都城长安，因为水急浪猛，大约是运一斛得八斗，运到的人则因其成功与辛劳而受到优厚的奖励。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河诸河，水力的大小不同，应该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制造适合某条水系的运输船只，长江之船从江南到达扬州；汴河之船自扬州到河阴；黄河之船自河阴到渭口（渭水入黄河之河口，在今陕西华阴东）；渭河之船，自渭口到达京城长安官仓。在各个阶段之间沿河设置粮仓，转相收粮和支粮。从此，每年互相运送粮食达百万斛以上，没有因沉船而使运粮食受到升斗损失过。另外，州县原来抽取富贵之家监督漕粮运输，称之为“船头”；受官府派遣负责邮递工作的人，称作“捉驿”；在正税以外，巧立名目，敲诈百姓的叫“白著”。人民都无法承受，所以都去做了强盗。根据这种情况，刘晏开始用州县官去主持船泊漕运粮食之事，用其僚属吏员去负责邮递驿站之事，废除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一切赋税，从此百姓的困苦得到一些缓解，人口也逐渐繁衍增多了。
刘晏经常说，人口多，税赋自然多，所以他理财常常是先养民，可谓是懂得根本的道理。比汉代理财专家桑弘羊（洛阳人）与孔仅（南阳人）好得太多了。王荆公只知道理财，而实际上没有理财的方法，他也自认为在养民，结果反而多方残害人民，所以比上不如刘晏，比下也不及桑、孔。
刘晏实行盐业专卖制度，以充实国家与军队之财用。他认为官多了就会使人民受到侵扰，所以确定只在产盐之乡设置负责盐业专卖之官，收取盐户所煮成的盐转卖给专门负责盐的销售的商人，任其到各地去销售。其余州县都不再专门设置盐官。长江及岭南地区离产盐地方远的，把国家收购的盐转运到那里储存起来；有时商人绝迹，盐的价格上涨了，就减价卖给消费者，称为“常平盐”，国家直接获取商业利润，而老百姓的负担也减轻了，并革除了许多弊端。
“常平盐”的方法所以理想，在于处在供应短缺时，可补充正常商业行销的不足，而满足人民需求的缘故。如果在当今这种正常的时候推行，一定会造成政府和商人的争利。
刘晏（四条）
唐刘晏为转运使时，兵火之余，百费皆倚办于晏。晏有精神，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尝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入贱出贵，国家获利，而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晏以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紝，常岁平敛之，荒则蠲救之。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荒歉有端，则计官取赢，先令蠲某物、贷某户，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议者或讥晏不直赈救，而多贱出以济民者，则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不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又赈给多侥幸，吏群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以为“二害”。灾沴之乡，所乏粮耳，他产尚在，贱以出之，易以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或官自用，则国计不乏；多出菽粟，资之粜运，散入村闾，下户力农，不能诣市，转相沿逮，自免阻饥——以为“二胜”。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至百余万斛，无升斗沉覆者。又州县初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晏始以官主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民困以苏，户口繁息。
晏常言：“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可谓知本之论，其去桑、孔远矣。王荆公但知理财，而实无术以理之，亦自附养民，而反多方以害之，故上不能为刘晏，而下且不逮桑、孔。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取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困弊。
常平盐之法所以善者，代商之匮，主于便民故也。若今日行之，必且与商争鬻矣。
【译文】唐代大臣刘晏（字子安。肃宗、代宗，历任京兆尹、户部侍郎、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等使，是历史上著名理财家。）做转运使时，正值安史之乱后，一切费用全都依靠刘晏筹措办理。刘晏精力充沛，而且机智多变，能变通有无，曲尽其妙。曾经用重金招募擅长来回奔走之人，设置很多互相可望见、能迅速传递信息的驿站，侦察报告四方的物价，即使是很远的地方，用不了几天也能很快地传送回来。这样，就能使商品价格的高低的平抑之权都控制在自己手中。贱买贵卖，国家还能获得利润，而全国各地也没有哪一个地方物价太高或太低的弊病。
刘晏认为统治者爱民并不在于赏赐给予多少，应当让他们自己去种庄稼与纺纱织布，正常年景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征收赋税，若遇到荒年，就减免税收，救济百姓。唐全国分为十道，各道各设知院官，每月或旬向中央汇报一次州、县下雨、下雪和丰收、歉收的情况。荒年歉收有个征兆，就让主财务与出纳之官取出赢余，先让蠲免什么物品、谁该救济，百姓还没有到最困难的时候，汇报的情况已批复执行了。议论者有的讥笑刘晏不是直接救济贫困者，而是采用贱卖用来救济百姓，这就又不对了。擅长治病的人，不让病人到疲惫危险的地步；善于救灾的人，也不让灾情严重到必须赈济的程度。所以说救济得少，就满足不了人们维持生命所需，救济人过多，国家费用就短缺，国家费用短缺，反过来就要加重对百姓征收赋税。又比如在救济时，有的也可能灾轻而救济的多，或灾重而救济的少，更为严重者，官吏朋比为奸，以致造成谁强悍就得到救济多；谁软弱就得到救济少，虽然刀割据刖之刑在前，也制止不了于国于民有害的“二害”之事。旧时由于阴阳二气不和而造成的灾害乡村，所缺乏的是粮食，别的东西都有，以低廉的价格卖粮给他们，挽回一些日用杂品，借助人的劳力，再转运到丰收地方去卖。有的可供官府自用，这样国家的经济就不会匮乏；国库里多卖出一些谷物，借助那些转运卖粮食的人，直接运到乡村闾巷，乡村贫困百姓，不能熟悉市易之事，转而相互直接交换，自然免去市场风险，又保证免于饥荒，这就是利国利民的“二胜”之事。
以前，把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的谷物运进都城长安，因为水急浪猛，大约是运一斛得八斗，运到的人则因其成功与辛劳而受到优厚的奖励。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河诸河，水力的大小不同，应该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制造适合某条水系的运输船只，长江之船从江南到达扬州；汴河之船自扬州到河阴；黄河之船自河阴到渭口（渭水入黄河之河口，在今陕西华阴东）；渭河之船，自渭口到达京城长安官仓。在各个阶段之间沿河设置粮仓，转相收粮和支粮。从此，每年互相运送粮食达百万斛以上，没有因沉船而使运粮食受到升斗损失过。另外，州县原来抽取富贵之家监督漕粮运输，称之为“船头”；受官府派遣负责邮递工作的人，称作“捉驿”；在正税以外，巧立名目，敲诈百姓的叫“白著”。人民都无法承受，所以都去做了强盗。根据这种情况，刘晏开始用州县官去主持船泊漕运粮食之事，用其僚属吏员去负责邮递驿站之事，废除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一切赋税，从此百姓的困苦得到一些缓解，人口也逐渐繁衍增多了。
刘晏经常说，人口多，税赋自然多，所以他理财常常是先养民，可谓是懂得根本的道理。比汉代理财专家桑弘羊（洛阳人）与孔仅（南阳人）好得太多了。王荆公只知道理财，而实际上没有理财的方法，他也自认为在养民，结果反而多方残害人民，所以比上不如刘晏，比下也不及桑、孔。
刘晏实行盐业专卖制度，以充实国家与军队之财用。他认为官多了就会使人民受到侵扰，所以确定只在产盐之乡设置负责盐业专卖之官，收取盐户所煮成的盐转卖给专门负责盐的销售的商人，任其到各地去销售。其余州县都不再专门设置盐官。长江及岭南地区离产盐地方远的，把国家收购的盐转运到那里储存起来；有时商人绝迹，盐的价格上涨了，就减价卖给消费者，称为“常平盐”，国家直接获取商业利润，而老百姓的负担也减轻了，并革除了许多弊端。
“常平盐”的方法所以理想，在于处在供应短缺时，可补充正常商业行销的不足，而满足人民需求的缘故。如果在当今这种正常的时候推行，一定会造成政府和商人的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