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李一男是否会在华为担任虚职，跟当初猜测他是否回归可以合并为同类项。这是个无法验证的命题。对李一男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可能是别无选择。
然而，李一男事件，对华为来说，却不见得是一件幸事。
从企业家的角度讲，任正非与李一男都算得上枭雄。从建立港湾与将其扶植到这一地步，李一男有意无意地复制着任正非的人生轨迹。确实，这不一定是有意的选择。
对李一男来说，如果不回华为，他是否可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港湾自诞生之日起，就处于华为的威胁之下。它长得越大，华为的关注也越大。能做到这一步，不仅是港湾的一个极限，也是李一男的一个极限。
这个案例会加剧华为对员工的管理风险。从李一男案到沪科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任正非的绝对意志。而对这两起案子中当事人的态度，更是体现了华为在市场上展现无遗的虎狼之风。李一男是华为中继任正非之后的又一个枭雄，何况如此，那么，华为又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企业家和接班人呢？
在过去的20年中，华为基本上可以说是任正非的企业，尽管他是被授权的经营者。在过去的20年中，任正非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可以使华为具备成为一个伟大企业的雏形。但是，也是在过去的20年中，德隆、长虹不也曾证明过这一点吗？现在呢？
如果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任正非与李一男正处于两条相似的人生轨迹的交错处。10年前，任正非就如同现在的李一男，处于企业家的鼎盛时期。管理学家将企业家的发展轨迹归结为五个阶段，创业阶段、引导企业步入成功的阶段、形成风格阶段、保守阶段、衰亡阶段。任老板正处于将自己领导的企业形成风格的阶段，华为也正处于又需要上台阶的关键时期；而李一男则正充满干劲与胆识而将港湾带上成功之路的关键时期。两人擦肩而过，却又如此相似。曾经被任正非视为接班人的李一男，有意无意地称为另一个任正非。
华为有无数的规章制度，也有无数的条条框框，甚至《基本法》。但这些制度都明确地体现了任正非的个人意志。因此，华为还是一个人治的企业。这些制度无法保证华为始终能够保持上升态势，未能建立一个产权明晰的治理结构，是华为在接受无意之上的尊敬的同时留给外界的一个破绽。这不是示弱的策略，而是企业的致命缺陷。
在一个强人统治的企业中，当管理者处于上升期时，企业就会上升。在这样的企业中，管理者个人能力的局限就是企业规模与效率的局限。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谁能够保证管理者始终保持这种上升态势呢？
惟有制度，而且是无人能够凌驾于其上的制度。成功的企业是靠法治而非人治。即使建立起了一套成功的制度，企业依然需要一个能干的CEO，但绝不是像唐万新与倪润峰那个时期的那样的CEO。
李一男回来了，不知是华为的幸还是不幸。对任老板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困难、痛苦而明智的决定。他的到来意味着一些东西，是延续华为的强人管理？还是会成为一个企业基业常青的发端？我们不知道任老板在想什么，但愿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华为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企业，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这种尊敬成功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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