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看上去，这一次余华触动了很多人的痛处。让大家觉得不爽。

       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一块吃饭。大家讨论的主题是，为什么中国电影那么难看？这群朋友纷纷举出了自己刚刚看过的中国电影，比如《千里走单骑》、比如《神话》、比如〈无极〉、比如〈七剑〉等等。这些兄弟姐妹都是读过书的，大家都讲道理，充分的展现了自己在电影艺术研究方面的积累。因为，他们在举出这些例子的时候还能自然而然的捎上对其的评价。比如，一位姐姐就说了，〈千里走单骑〉太难看了……张艺谋怎么能请个日本人来拍电影呢？

       说实话，我对这位姐姐的评价十分的不认可，当然，我也保留对人家的意见的尊重。但我认为，一部电影作品艺术性的高低要取决于这部影片本身的艺术感染力，而不是是哪个国家的人来演的。如果要谈民族感情，我们可以换个话题，我跟你一起骂日本鬼子，上溯至明末浙江福建沿海倭寇作乱时期；而要谈电影艺术，那么，能不能就谈谈电影呢？

       她的发言让我想起郭德纲相声里的一句话，算是个包袱。在影视圈里混得久了，发现一些丑恶现象，比如，女演员为了拍电影，睡到导演床上去了。郭愤愤不平，太过分了，太看不过去了……女导演怎么这么少呢？

       中国是一个讲究历史积累的国家，在我们的文化里，随便操一下心，都会牵扯出许多的因素来。有人谓之复杂，有人谓之积累，当然更多人谓之为文化。这文化体现在，当我们吃顿饭的时候，总是能够从中间发现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丰富祖训，也能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古代文明的马桶文化是何等发达，而每当此时我们又会发现中国古代的文明真的是灿烂，人人都知道是在康乾之后开始进入衰退期，而在咸丰时期中国的GDP还占到世界的1/3。于是难免会发出革命浪漫主义的慨叹说：难道今人不如古人吗？也有对于民族消沉而发出的警醒：中国，醒来！然而，这跟我们当初所做的事情真的有什么关系吗？

       累。真累。

       我的朋友们在讨论电影的时候，我迟迟不敢说话。坦白说，〈神话〉我觉得好看至极，我被深深地感动了，甚至流泪了。然而他们说不好看。说成龙太老了，说金喜善假了，而〈无极〉，因为他们骂得太厉害，我就干脆不敢看了，真的很担心，如果看了以后自己却喜欢怎么办？站道大众的对立面是一件很不好的事……

       然而，我知道，这样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如果你要评论他，就一定要了解他。

       说到现在，我想说的意思已经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余华了。

       群众普遍对《兄弟》不满意的原因我大概归纳了一下，大致有三：

      1 匪夷所思，不知所云；

      2 前后两部反差巨大，上部催人泪下，下部荒诞不经，或者根本没看懂；

      3 跟从前的代表作相去甚远。

      群众们在恶狠狠的批判《兄弟》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的要缅怀一下《活着》或者《许三观卖血记》。在讨论不喜欢的时候，大家并没有丧失理智，反而更加理智的搬出参照物。这是可取的。

       每个人的感受不同。我们不能强求每个人都众口一词的赞誉或毁誉。但我认为，看待这样一部作品，最好是从作品本身去判断。我在读完之后，一度也有匪夷所思的感觉，也有反差巨大的感受。然而，这并非来自对余华的旧作与新作之间的反差，而在于作品中人物的变化，是啊，一切都在变化。如果看看我们从小到大看到的世界，其变化之巨，又岂能是一部《兄弟》所能概括。而我们看到的人物与与变化，不正是余华看到的人物吗?

       在这部作品中，我又看到了当初在《平凡的世界》上找到的感受。但是，跟其他娱乐作品不同，平凡的世界一样无法获得象他们那样的被多数人认可。这是艺术与娱乐的最大差别。娱乐是摒除边界与人群的形式，而艺术，注定是一部分人能够感受到的。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哪一部分人。我们每个个体或许是分裂的。比如，你在看到周星驰的电影的时候可能很不喜欢，但你却能够欣赏斯宾格勒的作品，而我对其实完全陌生的。当我沉醉于路遥笔下的山西农村的场景时，你可能会说这是什么啊，一点都不好看。是的，如果我们没有获得跟作者类似的生活经历与感受、或者受到过于作者取向一致或者超脱于取向的知识结构与价值观，我们确实无法对任何作品都认可。这也是鉴赏家与品尝家的区别，也可能只是我与你的区别。

        最大的隔膜并不在于是否拥有相同的价值观，而在于是否认同对方也应该具有自己的价值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跟我太太回争抢电视频道。我看足球，而她则喜欢韩剧。这是一个矛盾的交集，结果可想而知。我曾经一度想，韩剧有什么好看，十天半月还没个结果？而她则认为，一个半小时，一个球都进不去，有什么意思吗？纯粹理性的理解这个问题，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而最终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再买一个电视，或者是在对方要看韩剧的时候，你去干别的。前提是：你尊重对方的艺术追求。

        余华与他的读者之间有一层隔膜。这曾隔膜来自双方对作品的追求不同。其一，在《活着〉之后，余华需要突破，这种突破可能是沿袭以往的创作路线可能是无法完成的，因此才有了一部大毁灭的〈兄弟〉，打破了所有主人公对美好生活的幻想；其二，作品本身的创造性在当今文坛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毕加索的鸵鸟也说，他看到的是余华想成为一个世界级作家的野心。但他认为野心太露。或许有道理，而我则进一步认为，这种野心的暴露并没什么不对。我支持这种野心，而且，我认为，如果你不认识余华、或者余华不是中国作家，你就很可能认为这种野心是合情合理的；其三，余华对艺术的追求与大众对余华的追求背道而驰了。群众认为，余化这孩子应该这么干，而余华认为，必须那么干才有前途。事实上，群众的思维是电视剧观众的思维，而余华的思维是创作者的思维。观众想要什么东西与作者想传递什么东西往往是不同的，否则，人人可以做余华，一出地铁，碰到俩余华，上个厕所，那还蹲着仨余华。在那个世界，余华的价值立刻打折。而这种价值的消失并不是来自对作品的不认同，而来自于对作者的不认同。以前我们说张国荣人戏不分，而现在则可以说，很多读者作者与作品不分。

       这种隔膜来自于中国文化。你或许会说，这不扯的吗?如果你有自己的看法，我热切盼望着你诉诸文字。

       余华出生于浙江海盐。我一个同学说，他父亲曾经经常在余华的理发店里光顾。后来出小说了，成了名人了。很多海盐人民知道，有这么一个曾经在海盐做小生意的小伙子成为全球华语小说中的翘楚。但是，我同学的父亲克没那耐心去看他的小说。而他的小说的观众，早已经走出海盐，冲出浙江，走向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