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大漠雄关，游丝绸古道，知道敦煌的人很多，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留下的锦绣文章更是数不胜数。 
　　
    然而，说到王道士，如果不是亲历敦煌的实地了解，知道的恐怕不多。我最早知道的王道士，还是从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中觅得一二，想象中的王道士应该是个愚昧、贪婪、猥琐的人，虽然，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由他的偶然发现而震惊世界，而这之中的数万件传世经文和艺术珍宝，恰恰又是从王道士那双粗糙的手中落入洋人之手的。 
　　
    有感于王道士，除了为他一生毁誉参半的特殊经历所吸引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京九线上我的家乡湖北麻城人氏。 
　　
    出生于麻城的王道士，全名叫王圆禄，幼年因家乡发生灾荒而逃难至甘肃酒泉一带，青年时在酒泉巡防营里当差，退伍后披发为道，在大漠戈壁开始了他“云游”四方的漂泊生活。 
　　
    终有一日，他慕名游历至莫高石窟，很快被这片神秘而宏伟的佛教圣地所震撼和吸引，他不顾佛道信义的差异，执着的留了下来，那时正是19世纪的末年，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此时的莫高石窟，历经二千多年的风霜，早已辉煌不在，岁月的沧桑留下的是破败的石窟佛像和日渐失去光泽的飞天壁画，王道士不知是出于何种感性和心机，刚刚驻足，便异常热心的开始了他保护和修复石窟的艰难历程。 
　　
    四处化缘，多方募捐，节衣缩食，任劳任怨，王道士几乎把所能募得的全部银两都用在了石窟的维护和周边环境的清理上，而自己过的却是如苦行僧似的生活。如今，他在石窟四周种下的排排白杨树早已参天蔽日，本来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象20世纪40年代敦煌保护神常书鸿那样的民族英雄，而正是因为他后来一再的糊涂和不慎，转眼成为千百万中国人切齿唾骂的对象。 
　　
    这难道仅仅是王道士个人的悲剧，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剧，在一个国力近乎衰竭的乱世，没有人关注遥远而封闭的大西北，更没有人为王道士曾经的呼请和奔走操心，于是，那些早于我们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的一拨又一拨的洋鬼子，披着文明的面纱，开始了阴险的远东“探险”之旅，那场劫难在一个民族伤痕累累的身躯上再次打下了一道耻辱的印辙。 
　　
    从王道士最初的淳朴与厚道，到开始算计着与洋鬼子的私下交易，实际上一种现代西方“文明”列强对东方传统道德文化领域的侵袭和掠夺，以王道士微薄之力，根本无力去面对这股力量，纵然他怎样的“可歌可泣”，依旧不能改变当时石窟的命运，因而，莫高石窟的劫难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莫高石窟的外沿，伫立着一座座佛塔，其中的一座便是王道士圆寂后的葬身之处，据说王道士的晚年，因为那段不光彩的过去而倍受民众的责难，到访的游客或香客都要找他理论一番，虽然王道士从洋人手里得来的银子依然是“取之于石窟，用之于石窟”。但相对于他的原罪，人们却丝毫不领他的情，郁郁寡欢的王道士始终在一种惶恐和自责中，独守着那片冰冷而浩大的石窟，走完了他余生的岁月，终年八十有几。 
　　
    游历莫高窟后的余秋雨，谈到那场劫难的前前后后时，曾在文中写到这样一段看似“狠心”的话：这些文物，宁愿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是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没有王道士那份曾经的守护，如果没有那些“珍视”东方文化的西方掠夺者“文明的保护”，在那样一个昏暗的年代，谁又能保证莫高石窟不会遭受比之更大的灾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