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春，芳子的名气似乎并不大，但在全国期刊界，提起芳子，有名。
面对一个文化女人，记者总是试图将话题转移到城市文化建设上去，而芳子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将话题转移到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上。这是一次极艰难的采访，因为记者必须随着芳子的跳跃性的思维和刁钻的谈话角度去和她纠缠。其结果是——记者和芳子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这座钢筋水泥铸就的城市，究竟给我们每个个体生命带来了什么？

 

 

 

 

 

记者：了解你的人都知道，你是个“总在路上”的女人。上世纪80年代末你曾经去海南要办一张当时海口市还没有的证券交易报。90年代末你在北京筹建了杂志社驻京记者站。2000年你又把你的杂志带到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大漠西北。作为一个靠写字谋生的女人，你的行走带给了你什么？

 

芳子：我是一个对家的概念很模糊的人，6岁的时候就随父亲举家迁徙，来到大山深处的一个兵工厂。随父母吃食堂，住工棚，喝空山水。我父亲是搞建筑的，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父亲一起在建筑工地看一排排的脚手架和吭哧做响的混凝土搅拌机。初中一年级，我开始写中篇小说，把我对世界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描述写成文字拿给父亲看。父亲常哈哈大笑着对他的同事说，看，我的女儿，她将来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那时候起，我就知道，我不会一辈子呆在兵工厂，我要出走。好象只有走出去，我才能睁开眼睛。

 

记者：你没觉得你的这种出走有些幼稚和盲目吗？

芳子：记得当年在文学院读书时，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作家朋友曾经推荐给我3本书，一本是欧文·斯通的《生活的激情》，一本还是欧文·斯通的《渴望风流》。一本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应该说这三本书给了我深厚的文学给养，也给了我看世界的一双眼睛和我对生命的一种全新的体悟。我的眼前像是打开了一扇窗，豁然开朗。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世界很大，人怎么可以只在一个地方？我迷上了在路上的感觉。那种行千山跨万壑的不羁和旷达是书本给你带不来的生命享受。出发的快慰和归来的安宁成为我生命中的阶段性的标点符号。

 

记者：毕业时你有没有想留在长春？毕竟这里的文化氛围很浓？

芳子：我觉得一座城市的文化氛围与一个人的个体生命体验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太空泛太浮表。我以为真正能够带给深刻影响的，只有你周围的几个人和你的文化积累。

记者：你成为作家了吗？作家和现在比较流行的“坐家”，哪种更女人？

芳子：（笑）我是当着作家的面就说我是办杂志的，当着办杂志的同行就说我是作家。至于哪种更“女人”，是和你是什么样的人有关而跟你行为上的社会赋予你的职业无关。一个女人如果想活出恬淡和从容，优雅和淡定，实在和职业无关。

 

 

记者：你后来选择了长春，是偶然吗？

 

芳子：其实我是个对城市没有什么概念的人。之所以留下来，除去距离实现梦想更近而外，主要是因为这里充满悬念和随时都存在的未可知。一个没有了悬念的人生是可悲的人生。

记者：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这个城市具备文化的一些实体和载体，也正因为这样，才吸引你暂时地留下来。不是吗？

 

芳子：文化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作为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太宽泛。作为符号，它又太过抽象。所以我对城市以及城市文化都没什么大的感觉。我是个活在内心的人。城市文化不属于你，城市的高楼大厦不属于你，属于你的，只是你所从事的这个事儿。你可以从这里找到一种文化氛围，城市是一部机器，你只是这部机器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零件，说一座城市有文化，我想问，这种文化带给你什么了？

 

记者：你怎样看待长春这座文化城市？你对这座城市产生认同感了吗？

 

芳子：一座城市是不是有文化，一座城市的文化氛围是否浓郁，和它有几所大学有几个工厂，甚至建几个公园或雕塑没有关系，你去到别的城市的时候，你不可能把文化广场和光机所汽车厂写在你的脑门上。但，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却和这座城市的文化纠结在一起，经济不发展，再丰富的文化都只会成为传统，再鲜活的文化都会逐渐枯萎。

记者：深圳算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它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芳子：你的说法比较片面了。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深圳目前是一个集纳各种最新最前卫的文化信息的国际化城市，而当你往大西北走，往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人烟越来越稀少的西北地区走，你会发现，那里，只剩下文化遗产了。还亟待保护。这就是为什么要开发大西北和振兴东北的原因。两个同样拥有千万资产的商人，一个是电脑软件开发商，一个是倒卖猪肉或畜禽的个体户，都一样受人尊敬是不言自明的事。经济落后，信息闭塞，导致文化沙漠的形成，所以我还是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带动地方文化发展，文化应该是以经济发展为原动力的。

 

记者：你现在还想出发吗？什么时候你会停留下来安顿自己？

芳子：出发的是思想。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停留下来不再思考。我以为最好的安顿自己的方法是——即使闭上眼睛躺在床上，你也应确保你的心灵仍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