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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对林聪权先生有所了解那是在九七年,从文荣老师那儿听说的,他们曾经是剧团的同事。而后逐渐在各种刊物、明信片、电话卡上看到他的木偶头作品,以及在涂门街的画廊里第一次看到他的国画。
我们未曾谋面。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人对我而言始终充满着神秘。
不过泉州很小,很快我就打听到林夫人与从事彩扎的冬冬老师是亲姊妹,便央求着冬冬老师的小女儿卢超引荐。卢总是个热心人,立马应承下来,并电话告知,约定了拜访的时间,不料临近时,突然得知林先生参加笔会,便把时间再往后推。
一个礼拜后的周六下午,我带了一扎未修枝的百合,在卢总的陪同下敲开了林先生的家门。其实在开门的瞬间我有些错愕,因为长期在刊物上看到的都是他青年时的形象,已然忘却他已年近六十五了。寒暄了几句,卢总便和姨妈到里间聊天去了,客厅里就剩我们俩。客厅收拾得很干净,西面和南面各挂着一幅聪权先生的国画作品。他背光坐在沙发上,大轮廓和他的作品一样曼妙。如他自己所形容的不善言谈,慢条斯理,但思维清晰。没有传言中的架子,对我这位陌生人的来访,有问必答。
我这才知道,在我出生的那年——八三年,他就离开了木偶剧团前往省画院就职,从舞美设计师转行专职画家。他出生于民间手艺人的家庭,父亲是著名纸扎艺人林存忠,耳濡目染而让他冥冥之中朝着后来道路发展。他十二岁便进了木偶剧团,那一年,黄奕缺先生引着他到距离剧团不远的工艺美术厂,带着聪权先生自己雕刻的木偶头,见了雕刻大师江加走的儿子江朝弦先生,希望拜其为师。接过这个十二岁孩童独立完成的作品,江先生显得惊讶,不过却回绝了请求。
想起从未在任何资料上看到聪权先生的师传介绍,原来木偶头雕刻和绘画,全都是他通过自学,而一步一步成长成熟的。很难想象,这套行家评论为“既传统又新颖”、把泉州传统木偶头艺术推向一个时代高峰的木偶头作品,是在独自摸索的过程中诞生的。
这套木偶头作品后来系数被一台湾藏家收藏,并出版画册《雕之艺》。在国内,继五十年代出版了江加走大师的作品集后,隔了近半个世纪才再面世的第二本关于个人木偶头作品的画册。这套作品里有一百来个不同的形象,包括《三头六臂》、《钟馗》、《惠安女》、《风调雨顺》等知名的偶头作品。他的雕刻与绘画之间有一条通道相连,毛笔下仕女的形象和刻刀下的旦角容貌极为相似,有些偶头源自传统形象,如文生、媒婆、白奸、黑大花等等,这部分作品的韵味仍在传统的框架里,却又明显带着林氏的个人色彩;而还有许多偶头形象是传统有没有的,譬如惠安女、蟳蜅女、风调雨顺、十二生肖等等,它们富有装饰性,造型活泼,配色大胆,却又保留泉州传统艺术圆融、润腻的地域色彩。
他步入卧室,拿出一个钟馗的偶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聪权先生作品实物!比想象的大点,接近现在大部分剧团的偶头尺寸,这个钟馗的偶头和当下《钟馗醉酒》里的偶头不大一样,它的盔头连同头部一体刻成,基础色彩是咖啡色与金色,装饰性的图案不同于戏曲脸谱。不过最绝的还是偶头的结构!传统泉州偶头有一种结构叫“三块合”,即由三块木头组装成,实现嘴和脸部可以活动,例如“三块合青大花”、“白阔”等都属于这种结构。但是我现在手中这个钟馗偶头,它实现了人的脸部表情从抿嘴眯眼到怒目张口的过程,这里面嘴巴、舌头、眼睛、额头都可以活动,已经不止的三块组成那么简单了。更重要的是,现在可以看到的提线或掌中的钟馗木偶头,结构都源自于此,聪权先生的这个钟馗偶头才是“母本”。当谈及当下的许多偶头雕刻艺人或多或少借鉴、套用、嫁接甚至直接整体复刻他的作品时,聪权先生出乎意料的淡然,他说无心去处理这些事情,他的任务就是把一个臻于完美的古典体系,再次助力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不讳言后辈无论是要超越江加走或是他都有相当的难度,他在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完成了这个任务已然足够,往后的重心都在书画的创作上面。我笑着说,如果说黄奕缺老先生遗留的这几折小戏惠及了后辈一大批演员的话,那么您的偶头作品也为许多同行拓宽了生计。他觉得自己这几年锐气磨灭了不少,九十年代初设计创作这组偶头的动机纯粹就是突破自己,顺便突破一个时代。无关乎市场,无关乎价格,收藏和出版画册都是他始料不及的。
他认为,大师江加走是集时代之大成者,与他同时代的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艺人被史料遗弃,江氏的脱颖而出源自他的新偶头形象创作。后辈的木偶头雕刻艺人在按部就班的继承江氏的图示语言外,如果要创新,绝非只是简单将几个零部件进行打散重构,而需要从气韵上整体把握。这点让我感到意外,颠覆了我原来对创新偶头的想法,也使我对其更为臣服。聪权先生说他借鉴了许多外来木雕的风格,譬如非洲木雕、东南亚木雕等等。翻看着手里的画册,果然可以感觉到方寸之间有许多新颖的气息,但你就是无法从中指着哪个细节说这个哪里的风格,那儿又是什么元素。高境界的艺术不是简单的剪接拼凑,而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适时的将自己的审美意气化入其中。
和其他人相比,聪权先生身上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点让我感到担忧。我害怕他把自己固定在一个高处不胜寒的所在,远离了脚踏的土地。在九十年代后期他把台湾藏家的部分作品复刻了一部分自己保存后,便停止了木偶头雕刻,除了零叁年为《钦差大臣》这出戏设计形象及塑制泥稿外,几乎没有在碰过刻刀,至今将近二十年。我问他从画院画家的角度重新看木偶头雕刻或者糊纸彩扎等民间艺术时,会不会有落差感?言外之意是想了解他如何比较自己前后身份的分量。他认为美的东西都一样,不会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之区别,只是载体不一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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