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平房塔及其年代推断

东平房塔位于朝阳市龙城区大平房镇东平房村塔子沟东南小山顶上，以前称之为五家子塔。西距黄花滩城址 9公里，南临大凌河，一条山间小溪从塔西南方流过。2007年被辽宁省政府公布为辽宁省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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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房塔砖筑。平面六角形，根据形制推测塔基座每边边长约在4米左右，空心九级，密檐式砖塔，维修前，塔残高19.35米，只残存八级。塔由基座、塔身、塔檐、塔顶四部分组成。塔基座下部由于风雨侵蚀早年残损，上部为塔座须弥座束腰保存较为完整，每面以版柱隔成三个壶门，内雕菩萨像及伎乐人，交角部位雕金刚力士像。须弥座上置两层莲台，中间隔以额枋，额枋雕法轮、金刚杵等法器。塔身六面，南面中间设券门，通往塔心室，两侧雕胁侍菩萨，菩萨上置宝盖、飞天。北面设假门，门两侧有金刚守护。其它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四面中央雕坐佛一尊，两侧置胁侍菩萨，上饰宝盖、飞天。转角倚柱呈半个八角形。倚柱上承普拍枋，普拍枋上饰砖雕斗拱，转角两朵，补间两朵，单抄四铺作，再上为九层檐及塔顶。

一、塔形制特征。

1、塔基座。

塔基座为须弥座形制，基座底部由于多年风雨侵蚀，早年残损，至迟在民国年间以前，曾用石块对塔基座进行过包砌，到本世纪初时，包砌石块全部缺失，须弥座下部圭脚、下枋、下枭部位绝大部分残损，仅在南面、西南面残存小部分砖雕覆莲下枋。其中间束腰部位、上枭及上枋保存基本完整，完整部位距地面高约2米左右。束腰部位每面用版柱间隔成三个壶门，交角部位雕饰金刚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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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关野贞、竹岛卓一来此考察，摄影：岩田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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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束腰部位中间壶门内雕饰一菩萨结珈趺坐于莲台之上，头梳高髻，身披天衣，左手置于腹部，右手当胸，似手中持物或结契印，身后饰以身光。两侧壶门为舞人形象，均站于莲台之上，颈系璎珞，身披天衣，一腿前伸，一腿微曲，双手一手置于胯部，一手举于后脑上方，面向中间端坐菩萨而舞。间隔壶门的“亞”字形版柱中间雕饰纹饰基本相同，似童子形象，双手合什于胸前，半蹲半站，头部两侧饰以荷叶纹，有莲生童子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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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面束腰三个壶门中雕饰均为乐伎人，均结珈趺坐于莲台之上，身披天衣，颈系璎珞，背饰背光，手持乐器，唯手持乐器不同。右侧壶门内手持四弦曲颈琵琶，中间壶门在双膝上置琴，双手抚弄琴弦；左侧壶门双手持横笛吹奏。

间隔壶门的右侧“亞”字版柱雕饰一老僧身着袈裟，双手合什，结珈而坐，边上一童子亦双手合什，似聆听老僧讲经说法；左侧版柱只雕饰一似老僧人物，身着僧衣，结珈而坐，双手置于腹部，似结禅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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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面壶门和西南面束腰壶门雕饰人物造型相似，均为乐伎人，中间壶门正身端坐，双手似持排箫吹奏，两侧壶门乐伎人面向中间乐伎人，双手捧笙吹奏。

间隔壶门的右侧“亞”字版柱雕饰牡丹花卉纹，左侧版柱雕饰一似老僧人物，身着僧衣，结珈而坐，双手合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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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中间壶门及左侧版柱残损，从中间壶门残存的砖雕来看，并不似乐伎人，而是菩萨形象，身披璎珞，左手下垂触地，右手残损，端坐于莲台之上。右侧壶门乐伎人面向中间菩萨，手持荜篥吹奏；左侧壶门乐伎人亦面向中间菩萨，双手当胸，手持乐器因砖体风化残损而无法辨识。

右侧版柱雕饰一僧一龙形象，右侧站立一僧人，身披袈裟，一手当胸，一手高举；左侧雕饰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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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面壶门内均雕饰乐伎人形象，右侧壶门为击腰鼓形象，中间壶门为敲击方响形象，左侧壶门为吹奏横笛形象。

两版柱均雕饰牡丹花卉纹图案，样式略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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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面三个壶门中右侧壶门全部缺失，原始雕饰内容不详；中间乐伎人手持拍板，左侧乐伎人和东北面右侧壶门一样，为击腰鼓形象。

两版柱与东北面版柱基本一样，均雕饰牡丹花卉纹图案，样式略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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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东平房塔身基座束腰部位装饰与大多数辽塔一样是以乐舞为主要装饰题材，其中南、北主方向中间置菩萨，版柱装饰以莲生童子、僧人、龙、牡丹花卉等间杂其间，使用乐器有：曲颈琵琶、琴、横笛2、排箫、笙2、荜篥、腰鼓2、方响、拍板等，另有一个壶门全部缺失，一个壶门残损，这两个壶门乐器无法辨识。从以上乐器组合来看，应是辽代散乐的乐器组合方式，缺失乐器极有可能是箜篌，按《辽史》记载，散乐演奏乐器有：荜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箏、方响、枝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鞚、拍板[1]。散乐受唐和五代后晋影响极深，在此基础上与契丹族民间艺术相融合，建立起的一种类似宫廷音乐的形式。这种散乐图常见于辽墓壁画中以及辽塔须弥座的砖雕图案中。

束腰之上为两层双莲瓣构成的须弥座上枭，每层为七瓣，上出花蕊，莲瓣饱满，莲瓣上承上枋，枋心内装饰法轮，金刚杵，每面雕饰3个法轮、2个金刚杵，相互杂错。

须弥座上置大莲台，承托一层塔身。大莲台用5行砖雕成2层仰莲，每面6瓣。

2、塔身

塔身六面，每面边长3.21米，南面中间设券门，通往塔心室，两侧雕胁侍菩萨，券门上方置一大宝盖，宝盖两侧、菩萨上方置飞天。券门宽0.9米，高2米，进深1.85米，券门内为塔心室，塔心室亦为六角形，边长1米，通高3.3米，在其直砌到2.25米时，叠涩砖收顶，共叠涩七层砖，顶部以两块砖盖住顶孔。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关野贞、竹岛卓一到东平房塔调查时，曾记载在券顶的封顶砖部位有钱残片留存，竹岛卓一推测可能是早年吊天盖残留的构件。在塔心室券门的券楣上，雕刻着兽面纹，两侧辅以唐草纹，除券门通向塔外外，塔心室其余五面墙壁最底层刷有一层白灰灰浆，并绘有壁画，壁画早已模糊不清，在底层壁画之上，近代抹上一层草拌黄泥涂层，极大地破坏了原来的壁画。在叠涩收顶塔心室顶部，仍能隐隐看到红彩和绿彩的唐草纹图样。竹岛卓一在《辽金时代的建筑及其佛像》一书中解说词中，曾介绍，在塔心室室内两侧的内壁上有彩绘神将图案，神将身后饰有背光、火焰纹等装饰，在神将的上面写有墨书：“正隆二年四月十二日”字样，以下还有部分文字，但当初已无法辨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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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塔身券门外面门楣雕饰双龙戏珠图案，龙纹雕刻细腻，鳞片、鬣毛、龙耳等细部特征明显，整个龙刚猛有力。券门两侧各立一菩萨，菩萨站在莲花墩上，头戴花冠，后饰圆形头光，身披天衣，颈系璎珞直垂至脚下，臂挽飘带，双手当胸持物，由于自然风雨侵蚀，所持物品已无法准确辨识，从外形上看，疑似净瓶或香炉之物。

两飞天造型基本一致，均脚部朝上，身体下俯，驾如意云，上身赤裸，颈系项饰，下着长裙，手挽飘带，一手置于身后，一手置于面前，前手手托供盘，盘中装有供品。

在两飞天中间，券门之上，饰以大宝盖，宝盖之上，原装有圆形铜镜，现已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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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身西南面为标准的辽地塔塔身装饰风格，与西北、东北、东南三面总体装饰风格一样，中间饰以主尊坐佛，上饰宝盖，两侧站立胁侍菩萨，菩萨头顶饰以小宝盖，宝盖之上饰飞天。西南主尊佛像结珈趺吉祥坐于莲台之上，主佛头饰螺髻，顶额前饰椭圆形肉髻，代表顶成肉髻相，两颊饱满，代表颊如狮子相，大耳垂肩，颈下饰三道，代表梵音深远相。身披袈裟，左手结拳于脐部，右手置于膝下施愿相，此为宝生佛于金刚界羯磨会（成身会）所施宝生羯磨印，又名授所愿印。由此手印可知，该主尊佛当为金刚五佛之南方宝生佛。

两侧胁侍菩萨身体微侧向佛身，赤足站面莲花墩上，双手胸前合什，其余造型与南面塔身菩萨基本相似，唯衣着略有变化。飞天、大宝盖与南面造型也基本一样，唯细部略有变化。南面两菩萨之上无宝盖装饰，可能是因通往塔心室券门门楣外卷，已无再多空间再置宝盖。西南面两胁侍菩萨上方空间略显充足，便加饰小宝盖，其造型与大宝盖相似，但尺寸规格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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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面塔身整体装饰造型与西南面基本一致，唯主尊佛像、胁侍菩萨区别明显，以及宝盖、飞天细部特征略有区别变化。主尊佛像除手印与西南面宝生佛有所区别外，其余雕饰手法、风格与西南完全一致，充分体现了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此主尊佛像双手结于脐部，左右手各做金刚拳对顶，食指伸出交叉，此手印当为弥陀定印打开之化他门说法印，表示禅定和精进相合，为金刚界阿弥陀佛于成身会及供养会所结契印。两侧胁侍菩萨一手下垂于腹部，结与愿印，一手上举，持未敷莲花，与西南面菩萨双手合什不同。同时两菩萨上宝盖与西南面亦有所变化，为莲花形宝盖，与西南面流苏宝盖在造型上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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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塔身与南面塔身相对应，设假门，假门上饰大宝盖，门两侧金刚守护，金刚之上饰以宝盖、飞天。金刚头戴宝冠，身披璎珞，腰系战裙，赤足而立，飘带贯身，在头后迎风而舞，怒目圆睁，虬筋暴起，手持独股杵，威猛异常。假门真实地仿造木构门雕饰，门为两扇对开，每扇三排门钉，第排四枚，两门紧闭，上锁门锁，门框上饰以门簪。按照方位及所持法器，按《增一阿含经》记载：“密迹金刚力士在如来後。手执金刚杵”[3]，两金刚当属密迹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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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面塔身整体装饰造型与西北面基本一致，唯主尊佛像手印区别明显，此主尊佛像左手置于脐前，结金刚拳印，右手当胸，施无畏印，根据此印可知，此手印属不空成就佛于金刚界成身会之手印，因此，东北面主尊当为不空成就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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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面塔身整体装饰与西南面基本一致，主尊佛像与菩萨造型基本一样，只是在细部有所变化。主尊佛像也是左手结拳于脐部，右手置于膝上，指端触地。此为阿閦佛在金刚界羯磨会（成身会）中手印，指端触地，表示心不动。因此，该主尊当为阿閦佛。

综上所述，东平房塔是毗卢遮那佛居于塔心室之中，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四方流出宝生佛、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阿閦佛四方佛，组成金刚界曼陀罗。

3、密檐及塔顶

塔身转角设倚柱，倚柱呈半个八角形，有侧角。阑额、普柏枋与柱头相连，铺作为单抄四铺作，正面出华拱及批竹耍头，令拱上置替木挑檐砖，上置砖檐椽、木飞椽。间隔砖做望板及反叠檐，再上为筒板瓦，木制角梁，垂脊及砖制瓦条脊。二至八层檐均为砖制，束腰2行，拔檐5行，上置筒板瓦，有垂脊、垂兽、瓦条脊、角梁、套兽、风铎。维修前八层以下保存较为完整，九层檐残损较为严重，塔顶部基本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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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塔建筑年代探讨

普遍的观点认为，该塔呈六角形，属于辽代从早期的方形塔向八角形塔转变过程中的过渡形制，其建筑年代略晚于朝阳地区方塔，早于八角形塔，大概建于辽代兴宗、道宗时期。

笔者根据其形制、塔身砖雕题材及技法、塔心室题记内容，参照辽金时期建塔历史，大担提出，东平房塔应建成于金正隆二年（1157年），是金代沿袭了辽代的建筑风格所建造的辽式金塔。其断代理由如下：

1、该塔为六角形九级密檐塔，在具体有明确纪年的辽塔之中，没有一例实例是六角形造型，六角形密檐辽式塔中，现存实例除该塔外，只有上京北塔（六角五级）、海城铁塔（六角七级）、四官营子塔（六角五级）、妙峰寺双塔小塔（六角五级）、南票双塔沟东塔（六角七级），在这五座六角形密檐塔中，上京北塔因早年残损严重，无法弄清塔身装饰内容，但从残存的痕迹看，一层塔身似装饰直棂窗、假门，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照片看[4]，该塔塔顶平齐，而塔顶下面密檐却基本完整，因此，该塔塔顶部位和塔基座及一层塔身是由自然因素残损所致不同，而是建塔之初该塔并未完工所致。笔者推断，此塔当建于辽代末期，由于辽金战争而使该塔建设中断。妙峰寺双塔小塔为六角五级实心塔，一层塔身雕饰一尊坐佛，尽管小塔并没有明确建造纪年，但与它相邻的大塔建筑年代明确，为辽末帝天祚皇帝赐建之塔，两塔建筑风格基本一致，建筑年代相近，因此，小塔应建于辽代末期。海城铁塔六角七层实心密檐塔，一层塔身每面只雕饰一立式菩萨，与辽代塔身装饰内容区别明显，塔整体设计与施工不如辽代塔精细，因此，笔者认为，海城铁塔极有可能是金代所建。四官营子小塔，不论是从建塔的材质还是装饰风格，均体现出浓厚的金塔风格，笔者已在其他文章中做过论述，在此不再详说。世人很少知道的南票双塔沟东塔，不论是从其造型上，还是其塔身结构风格上，以及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都着浓厚的金代特点，南票区现存三座古塔，一座是安昌岘舍利塔，建于金天德四年，一座是沙锅屯石塔，建于金泰和六年，这三座金塔，反映出金代对佛教的理解和信仰。上述五座六角形塔，其建筑年代均不早于辽代末期，因此，六角形塔的出现，并非按想象中由四角经六角过渡到八角塔这一纯粹数字上的变化过程，而是辽代末期出现，金代延续使用，但并非主流的一种造型。

纵观以上五处六角形塔，东平房塔是其中最为高大者，算上已残损的塔顶及塔刹，也不过22至23米高左右，密檐级数最高为九级，余者多为五至七级，体量均大大小于辽代各塔。辽代现存佛塔绝大多数为官方出资或官方支持兴建，体量硕大，一般高度都超过30米以上，级数多为13级，这和辽代皇室以及整体社会痴迷佛教、佞佛有关，当时以政府倡导，民间团体（千人邑等组织形式）为主力，不惜人力、物力、财力，通过修建塔庙来达到祷福、护国、灭罪的国家目的和个人理想。到了金代，虽然民间百姓沿续了辽代的佛教信仰，但金代统治者已从辽代因佛而亡中汲取了一定教训，在佛教信仰问题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皇室和政府不再倡导崇信佛教，甚至开始部分限制佛教的发展，如《金史》卷三太宗纪天会元年（1123）条下载：“十月己亥上京庆元寺僧献佛骨，却之”[5]。海陵王即位后，于翌年天德二年（1151）对佛僧发布命令，“庚午金废度僧道”[6]。海陵王于贞元元年（1153）三月迁都北京，“三月壬子以左丞相张浩、治平章政事张晖，每见僧法宝必坐其下，失大臣体，各杖二十”[7]。到了金世宗时期，金世宗四十六岁于正月辛末太子生日宴饮之际，谓臣下曰：“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8]。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金代早期，佛教信仰依然十分流行，但金朝最高统治者已不再佞佛，而开始限制佛教的滥殇。因此金代建塔已不再是皇室和政府为主导，而是纯粹信众出资的民间行为，因此，在建塔数量上、体量上、精美程度上与辽代相比，差别明显，传统辽地金塔的数量减少，体量明显变小，级数降低。在传统辽地有明确纪年的金塔均体量较小，级数较低。如在辽塔基础上重建的天德四年安昌岘舍利塔为八角七级塔；建于皇统二年的中京小塔虽亦八角十三级，但整体体量较小，做工粗糙。

2、根据日本学者竹岛卓一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亲临东平房塔，并亲自进行了详细测绘，他记载该塔塔心室壁画上部当时存有墨书题记“正隆二年（1157）四月十二日”，其下部还有墨书，因残损严重而无法辩识。此墨书题记极有可能就是建塔完工之后，当时题写的。笔者近日也到东平房塔进行详细调查，现在塔心室内墙壁被后人涂抹一层黄泥涂层，在黄泥涂层脱落之处，仍能看到其原始墙壁内白灰抹面并残存有壁画绘制痕迹，从原始的白灰抹面上看，只有一层白灰涂层，此涂层应为塔建成之后唯一一次粉饰并绘有壁画的面层，并无后世维修的二次或多次重新粉饰痕迹。因此，题记为金正隆二年维修此塔并重新粉饰庄严的推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同时，如果说此塔建于辽代晚期，而金正隆二年（1157）距辽代晚期仅仅三五十年，在极短的时间内维修此塔显然也不合情理。2010年至2012年间，辽宁省维修此塔，在维修过程中，笔者曾登塔认真观察，在塔身各个部位，未发现任何后世维修迹象（塔基座除外），因此可以说，该塔自建成之始并未进行过大规模维修。此外，尽管塔为空心，但塔心室是安置密宗主尊毗卢遮那佛的，塔心室距地面高约4.3米，无任何设置登临该塔心室的通道和设施，设置塔心室的目的，显然不是让普通观礼者登临的。由于其高出地面4米有余，平常普通观礼佛塔也并不容易登临到塔心室。辽金时代，信众对佛教的崇信是十分虔诚的，既然修建塔心室当初并不允许登临，那么观礼者一般是绝不会违背佛教宗旨攀爬到密宗主尊毗卢遮那佛的栖身之所而乱涂乱画的，因此说，此题记是金正隆二年四月观礼者攀爬至此塔心室后题写内容的假设显然也并不成立。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该题记是建塔之初题写的。因此，笔者根据题记推断，此塔当建成于正隆二年，即公元1157年。

3、塔身砖雕及须弥座形制具有金代佛塔特点。

东平房塔虽然承袭了辽代建塔的风格和特点，但在一些细部上，还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其时代较晚的时代特点。辽代中期建塔在塔基座设计上，一般都建高大厚重的塔基座，基座之上乃为须弥座，早期须弥座也如塔基座一样，高大简约厚重，随着时代的推移，须弥座逐渐趋于精巧、细腻、繁复。笔者通过观察认为，辽代中期塔，尽管也使用须弥座，但大多束腰部位距离地面较高，在束腰下部或置有高大敦厚的塔台，或直砌至束腰部位，到了辽代末年以及金代，修建高大塔台被省略，须弥座束腰高度降低，并趋向程式化，这样是为了适应塔整体高度降低，比例协调而发生的变化。东平房塔须弥座束腰距离原始地面不足2米高，没有高大敦厚的塔台，是时代较晚的一种表现。其上枋雕饰的法轮、金刚杵装饰题材与纪年明确的辽代末年天祚帝时期的妙峰寺双塔大塔如出一辙，尽管这种装饰题材在朝阳云接寺方塔上也有装饰，但精美程度远不及云接寺塔。塔身金刚界四佛整体布局和构图虽然亦承袭辽塔砖雕的技法，但有程式化的趋势，造型呆板，模式单调，动感不强，特别是主佛的雕饰，除手印略有区别之外，如同一模形印出，面庞圆满，头髻低平，已无辽代塔身砖雕佛像的高古庄严，有世俗化的倾向。主尊佛像所坐只为单纯莲座，和辽代密宗金刚四佛所坐生灵座区别明显。砖雕铺作补间用两朵，更趋于繁复，由于该塔较小，每面宽只有四米左右，完全没有必要应用两朵补间铺作，增多补间铺作数量是时代较晚的另一种表现。

上述观点全是个人粗浅的相象和理解，尽管有可能是完全错误，但即使错误，说出来给大家提供批判的耙子，也是快事一桩。近年来，学界厚古薄今的风气一直盛行，总想把文物建筑的年代向前推，越古似乎越有价值，于是，有很多所谓的研究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靠标新立异来哗众取宠。当然，我今天提出东平房塔金代始建的观点似乎也有此种此嫌，但我个人的目的绝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想通过东平房塔来解决六角形塔的渊源问题。其实，这个塔的具体建筑年代到底是辽，还是金，都并不重要，它作为当年佛教崇拜的一种构筑物，遗存至今，在今天的观者眼中，它更多的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个遗存，是一个建筑艺术的遗存，至于它是辽代还是金代，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礼敬和审美。

此外，在单纯的学术上，是没有国界和政治的，但目前国人们却喜欢将所有学术的东西都强加上政治的因素，日本鬼子当年侵华固然可恨，但早在鬼子发动战争前，一些日本学者到中国考察，做学术研究，并不见得都有十分明显的政治目的性，不见得都是为了侵华战争服务的。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文化源自中国，特别是唐代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人在文化追根溯源上，来到中国，研究中国文化，找日本文化的根，从道理上是讲得通的。我们不应该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区别对待。同时，当年鬼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至今都让我们汗颜，以鸟居龙藏、伊东忠太、村田治郎、八木奘三郎、关野贞、竹岛卓一、常盘大定等一帮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他们对中国文化古迹的研究，达到了我们国人还没有达到的水平，他们亲自详细考察，认真研读中国古代文献，提出的学术观点至今仍闪耀着光芒。我们现代人，由于学问的掌握水准远没有达到当初日本人的水平，也不去查看他们的研究成果，急功近利，大多采用政治攻击的手法，来驳斥当年日本人提出的正确的学术观点，声称他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侵略战争服务的，因此，研究角度和方法都不正确，于是结论就不正确。这纯属是夜郎自大，自欺欺人的方式。 我并非亲日分子，而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在高喊打倒日本，以雪国耻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做学术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当年日本鬼子侵华，就全部否定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是要认真学习当年日本学者留下的研究成果，努力学习，争取有所突破，赶上或超过他们，这才是真正的爱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