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周，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美国公开放弃了反恐战争的提法。在放弃的背后，暗含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以及奥巴马政府对布什的外交政策的纠偏，但同样重要的，是在释放一种善意，以期与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国际社会携手对付全球安全危机，并使之感受到美国外交的亲和力。

尽管奥巴马国内支持率在持续下降，但对于他在外交和内政上的表现，还是要区别对待。客观地说，在外交方面，奥巴马在“政治蜜月期”的表现可圈可点，也出乎了许多认为奥巴马外交能力偏弱的人的意料。

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奥巴马十分善于听取智囊和部下的建议，而在他的身边也确实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外交专家，这些合理化建议对奥巴马外交新政的航向很有帮助。另一方面，奥巴马自身所具有的亲和力，也帮助他成功地选择了正确地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那就是谦和、倾听、善解人意。

 其实，在去年的大选中，奥巴马的亲和力就起到了赢得民心的独特作用。还是在奥巴马与麦凯恩辩论期间，调查结果便显示，65%的人认为奥巴马在辩论中显得更有亲和力，而认为麦凯恩有亲和力的人仅为28%。 无独有偶，在一项全球网络民调中，也是基于亲和力的原因，65%的人将信任票投向奥巴马。

在心理学家看来，亲和力有天生的成分在里面，但更重要的，是后天养成的，它的本质源于对他人的认同和尊重。许多时候，亲和力所体现的，是一种心灵的的通达，是对他人处境的体谅，是耐心和诚恳地待人。而在奥巴马的亲和力“成分”中，有很大一部分也确实来自后天。当年，在法律博士毕业之后，奥巴马曾有机会获得高薪的职位，但他选择了在芝加哥贫困的黑人社区从事社区服务，这段经历很好地培养了他的沟通力与亲和力。

从美国历史上看，许多杰出的、有成就的总统，都是极富亲和力的人，比如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里根等，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开国元勋杰斐逊。

在谈到杰斐逊的历史贡献时，除去建国和制宪这样一些耳熟能详的功绩之外，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也是对美国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当属他在教育和领导理念上的贡献。

如迈克尔•葛尔布等学者所言，杰斐逊对美国政治的一大贡献就是，他培养起了开放与权力共享的风气，并进一步地争取到了和谐与忠诚。在白宫期间，每天上午，他都把自己的办公室的门开着，任何人都可以不请自来，与他沟通乃至争吵。他鼓励自己的团队坦诚交换意见，而他则像高明的主持人那样，轻松地切换着“频道”，让大家畅所欲言，也能言归正传。让美国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是，杰斐逊开内阁会议就像朋友聚会一样，惟一的规则就是开放坦诚的讨论、公平行事和相互尊重……由于他民主化的领导作风，他“博得”了助手的忠诚和尊敬。

同样难能可贵的是，杰斐逊还把他在白宫的作风带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中。作为“弗吉尼亚大学之父”，杰斐逊对每一个学生都怀抱着一种慈父的情怀。与那些提倡苛刻管理、动辄诉诸惩罚的人不同，杰斐逊怀疑，当学生达到一定年龄后，是否还应该凭借其“害怕心理”作为纠正他们行为的动力。他坚信，用羞辱、体罚和使之感到压抑的办法对待他们，不是造就正直品格的最好方法。

为此，杰斐逊倡导教授与学生之间，应体现出一种父子般的深情。为了在学习和生活上密切师生关系，杰斐逊匠心独具地设计出具有亲和力的“大学村”的建筑格局。在这种“大学村”里，教授和学生既是师生，又是邻居，比较容易营造出一种朋友、家人乃至父子般关系的气氛。就这样，无论是校长还是教授的外在的权威，已经内化为一种人格魅力和影响力。他们是年青学子的良师益友，也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指路明灯。这种亲和力，不仅提高了美国的教育水平，也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激励后世的政治家将亲和力作为政治生活的根基。

从杰斐逊的传统，到奥巴马的成功，大洋彼岸的亲和力故事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亲和力不止是领导者需要考虑的事情，也是为人父母者，为人师者应该具有的“政治素养”，而和谐的社会氛围也正是因此而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