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某高校的一名大三学生被劝退，原因是学分不够。尽管学生本人非常渴望继续读书，全班同学也联名上呈校长请求法外开恩，但校方还是婉拒了大家的请求，理由是要按规定办事，并且强调这样做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有意思的是，该校副校长还以比尔·盖茨为例，建议这名同学另找其他成才之路，只是不知道，校长同志是否知道比尔·盖茨当初是为了创业而主动退学的。

 

说起学分问题，在美国的高校包括一些名校中，也有很多学生修不够学分，也有一些学生像那名大三学生那样不能胜任现在的专业，但问题是，除非学生自己不想读书了，学校一般都会想些办法帮助那些处在困境的学生的，而不是指望他们再造比尔·盖茨神话。

 

尽管美国的大学也有很多推进良性管理的规章制度，但作为制定这些制度的宗旨却是给年轻人尽可能多的成长和学习机会，这也使得它们在处理类似事件时有了更多具有包容色彩和人文关怀的“变通”办法。

 

在美国，大学的学生是流动的，学分可以转，最多就是个计算方法问题，有的可以全部转，有的是部分转。不仅如此，校方和教师还鼓励学生追逐兴趣而不是追逐“热门”，开明的校规也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转系。换句话说，转系在美国相当容易，而美国人也普遍认为这是学生的基本权利，学生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学校无权干涉。

 

在这种宽容气氛的背后，闪动着的是对个人教育权和人生道路选择权的尊重，是对求学者更负责任的考虑。对此，李开复曾经感叹到，“若不是开明的校规允许我转系，今天我就不会拥有计算机领域的成就，很可能只是在美国某个小镇上做一个既不成功又不快乐的律师。”

 

这使我想起一位大学校长说过的话：“读名校，读的是一种氛围，一种传统，一种精神。”事实上，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的主要差距不是在硬件设施上，而是在传统上，在文化上，在大学精神上。这种“精神”既表现在一些政策、校规的制定上，也表现在一些细节上。

 

我的一位考取北大博士的同学讲起他的面试时，提到这样一个细节：那天面试的地点本来定在教研室里，但当导师推开教研室门时，发现里面有一个学生在读书，导师随即就退了出来，对他说："读书重要，我们换个地方吧。"

 

这是在北大。当我对另一所大学的学生说起此事时，他们直摇头，说道："这在我们这儿是不可能的，那个学生不被骂出来就不错了。"

 

前美国伯克利大学校长田长聚曾经说过，“未来的大学必须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因为学生在生活中学到的，往往比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多得多。所以，21世纪的大学要改变过去那种重技术、轻人文的倾向。”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

 

缺乏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应该说是许多大学缺乏“人格魅力”和感召力的根本原因。在这个知识迅速更新、信息呈几何状膨胀的时代，要想在几年的大学时光里在某一学科脱颖而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学时光，特别是本科时光，最重要的，似乎是形成一种人文精神，逐渐达成人格的成熟，并进而摸索出个人发展的道路。而这些，正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教师应该传授和熏陶给学生们的。

 

牛津大学的教授们，每周都要和学生至少可见一次面，问问学生这一周都读了些什么书，参加了什么活动，有什么体会，有什么创见，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有时是争论一些问题。他们的薪水确实很高，但他们是对得起这份薪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