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作为1982年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从古到今一直是北方各少数民族杂糅、繁衍生息之地。故可以这样说，是典型的民族融合之地，特别是北魏时期，将这种现象推向了巅峰。

大同，从有文字记载的建城史可溯源到公元前300年，春秋时期为游牧部落林胡、楼烦所居；战国初期为代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郡县制，此地即为雁门郡，蒙恬大将军曾屯兵30万于此“备胡”；西汉承袭秦郡县制，仍为雁门郡。东汉各州置州牧，后改州牧为刺史，雁门郡属并州刺史部；三国时，为乌桓、鲜卑所居；北魏定都大同，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建设；唐代改为云中郡；辽重熙改云州为西京，设西京道大同府；元改西京道大同府为大同路；明代改大同路为大同府；清代为大同县；民国时仍为大同县。

据有关资料表明，大同作为代国的南都长达86年；作为北魏的首都达97年；而辽代作为西京长达78年；金代称西京90年；元代仍称西京则有76年。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改西京道大同府为大同路，三朝称西京者共244年。

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创立代国，并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正式建立北魏政权。从此，拓跋氏在大同开展了长达一百年的波澜壮阔的民族融合大业。

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是北魏王朝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特别是在尚未完全平息“十六国”战乱、彻底统一中国北方之时（北魏于公元439年统一北方），当要施有正确的治国方略。

聪明的拓跋氏很善于学习，特别是学习历代汉族王朝治国理政的经验，于是采取了以下几方面民族融合的举措。

一、移民。作为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深知要想开疆拓土，一定要有人民的参与才能实现。而北魏建国初期，戎马倥偬，身上的征尘仍在，大兴安岭和草原上带来的气息尚存，可以说是有“朝”无“野”，皇朝贵族多，庶民百姓少，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便以移民的方式增加都城和京畿地区的人口。使帝王有所“呼”，庶民有所“应”。这种快速聚集皇民于京城的情况见于《魏书》：

《魏书·太祖纪》

“天兴元年春正月，辛酉，车驾发自中山，至于望都尧山。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

“天兴元年冬十一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

“天兴二年春二月丁亥朔，诸军同会，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骠骑大将军、卫王仪督三万骑别从西北绝漠千余里，破其遗迸七部，获二万余口，马五万馀匹，牛羊二十余万头，高车二十余万乘，并服玩诸物。”

“天兴二年秋七月，陈郡、河南流民万余口内徙，遣使者存劳之。”

“天兴四年春正月，高车别帅率其部三千余落内附。”

“六年春正月辛未，朔方尉迟部别帅率万余家内属，入居云中。”

《魏书·太宗纪》

“永兴五年秋七月，奚斤等破越勤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受田。河西胡曹龙、张大头等，各领部，拥众二万人，来入蒲子，逼胁张外于研子垒。”

“神瑞二年春正月丙辰，车驾至自北伐，赐从征将士布帛各有差。二月丁亥，大飨于西宫，赐附国大、渠帅朝岁首者缯帛金罽各有差。司马德宗琅邪太守刘朗，率二千余家内属。庚子，河西胡刘云等，率数万户内附。”

“泰常二年五月，汝南民胡譁等万余家相率内属。”

“三年春正月丁酉朔，帝自长川诏护高车中郎将薛繁率高车丁零十二部大众北略，至弱水，降者二千余人，获牛马二万余头。河东胡、蜀五千余家相率内属。”

“五月丙午，道生至龙城，徙其民万余家而还。”

“泰常五年，十有二月丁亥，杏城羌酋狄温子率三千余家内附。”

《魏书·世祖纪》

    “神jia闰月辛巳，上郡屠各隗诘归率万余家内属。”

“神jia四年三月庚戌，冠军将军安颉献义隆俘万余人，甲兵三万。”

“太延元年秋七月，田于棝杨。己卯，丕等至于和龙，徙男女六千口而还。”

“太延四年九月丙戌，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来降。是日，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帝解其缚，侍以籓臣之礼，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

“太平真君二年冬十有一月庚子，镇南将军奚眷平酒泉，获沮渠天周、臧嗟、屈德，男女四千口。”

“太平真君七年三月，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

“太平真君八年三月，徙定州丁零三千家于京师。”

“太平真君九年二月癸卯，遂西幸上党，诛潞叛民二千余家，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

“正平元年三月己亥，车驾至自南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

……

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主要在上述三朝，后来就逐渐有所减少。

二、纳士。北魏定都平城（大同）后，在大量移民的同时，意识到纳士招贤的重要性，特别是对汉族士人，成为其安邦定国的锁定目标。《魏书·太祖纪》曾有这样的记载：“皇始元年九月戊午，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作为北魏的开国皇帝，能有这样的用人思想，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在这方面有典型的例子：拓跋珪执掌朝政后，便垂青司职于原后燕的汉族士人，纳他们在北魏政权中有所担当，擢拔崔宏为礼部尚书，总裁律令、朝仪、官制，又通制三十六曹，可谓权倾一时。王宪为苻坚名相王猛的孙子，降魏后亦很受太祖赏识，甚至与王宪初次见面，便以老熟人一样的口吻向大臣介绍说：“此王猛之孙也。”

明元帝拓跋嗣当政期间，纳士之举更甚，《魏书·太宗纪》中云：永兴五年二月戊申，（公元413年）颁“诏分遣使者巡求俊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干、临疑能决，或有先贤世胄、德行清美、学优义博、可为人师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这种公开招聘人才的方法对于有识之士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太武帝更是用人心切，直接下令调任“贤俊”“叙用”。神jia四年九月壬申，诏曰：“顷逆命纵逸，方夏未宁，戎车屡驾，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马无为，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拔起幽穷，延登俊乂。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虽殷宗之梦板筑，罔以加也。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诗》不云乎：‘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邕熙之美。《易》曰：‘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

三、贸易。贸易是北魏皇权进行民族融合的重要手段。在军事斗争、攻城掠地、降民于魏、确立政权之后，便着手经济贸易工作。这种互市贸易的业态不限于对内，更多的是开展对外贸易，并设立专门的对外贸易机构——关津。所谓的关津，是指在水陆交通要道上设立的关卡，称为关津或津关。陆路上的为“关”，水路上的为“津”。关津这样的管理部门，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只不过是北魏政权拿来为我所用罢了。

当时的对外贸易对象主要是西域的胡商。《魏书·西域传》曾记载太祖时期还未开放对外贸易，“太祖初，经营中原，未暇及于四表。既而西戎之贡不至，有司奏依汉氏故事，请通西域，可以振威德于荒外，又可致奇货于天府。太祖曰：‘汉氏不保境安人，乃远开西域，使海内虚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复加百姓矣。'遂不从。历太宗世，竟不招纳。”而到了“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般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才逐步开始互市贸易。

据记载，北魏时期的互市贸易场所主要在敦煌、酒泉、张掖及武威一带，西域的胡商把当地的织物、服装、饰品、器皿等带到中原，然后在返程中将丝织品、茶叶等中原特产贩运到西亚，获取了巨额的利润。而北魏政府也从中获得税利。

另外，还与相互对峙的南朝实行“南陲互市”贸易。拓跋焘主政时，曾一度中断双方互市。正平元年（公元451年），南北方兵戎相见之后，北魏又与南朝“复求互市，并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这种互市贸易是当时南北双方共同需求的。庶民也愿意，所以“民俗多与魏人交市”便是最好的说明。

四、汉化。平息十六国战乱，最终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氏，和其相随进入中原的其他少数民族逐渐融入了汉族。其目的自然是为了适应其经济的发展,巩固其政治体制，缓和民族之间的矛盾。

在推进汉化的进程中，明元帝拓跋嗣已经深切地感受到汉文化的魅力，《魏书·太宗纪》曾记载：“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　

真正把汉化推向极致的是孝文帝元宏，他大刀阔斧地进行多项汉化改革，包括均田制、户调制、变官制、推律令、改姓氏、易汉俗等。《魏书·高祖纪》载：太和十年“二月甲戌，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诏改姓为元氏”；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太和十九年六月“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最为惊世骇俗的是将老祖宗的“拓跋”姓氏改为“元”姓，他带头把拓跋宏改为元宏；在语言方面，要求大臣一律说汉语，废除鲜卑语；同时将胡服改为汉服。这些举措“从里到外”地改变了鲜卑人。

……

北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当其走出大兴安岭嘎仙洞，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这种大迁徙、大汇聚、大融合的现象蔚为壮观，为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