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

媒体叙述中的贫困与羞耻

   据某报7日报道，一些大学在露天场所为贫困生开设助学贷款“绿色通道”，并认为这种做法可能“泄露隐私”，并呼吁“人性化服务”。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新闻选题，但也是一篇思维混乱的报道，因为它没有说明“隐私”究竟是“贫困”还是“家庭资料”，如果是后者，那么就与是否贫困无关，富人的隐私也不能随便公开。

    报道后面的一大半文字所说的“隐私”，实际上是指“家庭资料”，而不是“贫困”和“隐私”的关系。大学生入校办手续，一般都在公开场合进行，别的同学不怕泄露隐私，为什么贫困生怕泄露隐私呢？媒体叙事无疑是试图将“贫困”作为“隐私”来处理。报道的前半部分含意也很明显，希望发现“贫困”与“羞辱”之间的关联。遗憾的是这篇新闻报道，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说明“贫困”对于那些新生属于“隐私”。记者采访了两位正在办理助学手续的“贫困大学生”，其中一位说“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记者于是补充叙述：这位贫困生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不适应”。还有一位“忙着填表，一言不发”，记者于是又补充叙述：这位贫困生“面无表情，丝毫看不出新生入学的兴奋”。补充的都是一些主观的感觉和猜测。“贫困”是一个客观事实。感到“羞辱”而将“贫困”当作“隐私”，是一种心理感受。对心理感受的报道，需要更多的客观事实来使之显现出来，而不能用记者的“感觉”来证明。这是新闻叙事与文学创作不同的地方。

    面对“贫困”，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心理感受，这都是因为它是被世俗传播媒介叙述、塑造出来的。若干年前，人们喜欢“贫困”，害怕“富裕”，有人甚至习惯于“装穷”，那是因为传播媒介将“富裕”妖魔化，甚至要将这个“妖魔”铲除，使“富人”羞于见人。今天，世俗传播媒介又在将“贫穷”妖魔化，让“穷人”羞于见人。事实上，任何时代都有贫穷和富裕的差异，都有分配的不均衡问题。理性解决结构性和制度性矛盾，尽可能缩小贫富差距，是一个社会管理和统治是否有效的标志之一。实际上，大众传播媒介的叙事，一直在将主要版面和镜头给那些“富人”，跟富人一起娱乐、对话、商谈。偶尔关注一下“穷人”，还要将它视为“隐私”，视为“同情”的对象。这无疑是一种“笑贫不笑娼”的心思在作怪。

    至于那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们（包括大、中、小学生，以及辍学者），他们根本就用不着为“贫穷”而感到“羞辱”。“贫穷”的原因不在他们，甚至更多地不在他们的父母，而是另有原因。他们不过是一批将“贫穷”显现出来的“符号”而已。也就是说，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一出生，额头上就已经打上了“贫困”这一印记，就像霍桑的《红字》中那个大红的A字一样。这有什么好羞辱的？这是什么秘密？这是我们同情的对象吗？应该感到羞辱的是那些使他们一出生就带上“贫困”印记的人，应该保密的是那些秘密制造贫困的人，应该羞辱的是贫困者之外的所有人！用不着躲躲闪闪的，让他们在学校的广场上为自己签约吧。【20070908《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