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焦虑和八十年代的梦

 

   相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而言，今天的知识界或思想界无疑成熟和自信得多，唯一失落的是文学界。自九十年代以来，传统的文学大势已去，思想的零度表情抑止住了昨天的激情，历史仿佛由一位狂躁的青年变成了一位成熟的中年。但成熟的中年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焦虑，他们开始怀念八十年代。因此，文学的边缘化并不意味着文学的消失，它的幽灵无处不在。每一位回想起八十年代的人都想变成文学家，甚至是抒情诗人。他们想起那些逝去的时光和青春，总难免多愁善感。即使一些研究哲学、社会学、思想史的人，在描述那个时代的时候，常常忍不住要写抒情散文。他们忙里抽闲地从理性领域到经验领域串门，并且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记忆中的“经验”，试图通过对过去经验描述的方式“重返80年代”。他们的公开理由是寻找“乌托邦”，重返理想主义年代。实际上他们是在自我撩拨，勾起了遗忘以久的文学梦幻，以便从大众话语中抽身而出，回到他们安身立命的精英话语之中去。

 

    如果要给八十年代命名的话，最好称它为“文学的年代”。在那个禁锢之门突然被打开的年代，公众“力比多”喷涌而出，任何东西（思想的、政治的、社会的）仿佛全部都打上了文学的印记。八十年代的语言是抒情的语言（对感官经验的抽象）。八十年代的哲学叫“诗化哲学”（哲学几乎要变成诗学）。八十年代流行的思想家是尼采和萨特，而不是韦伯和哈耶克。八十年代人最擅长的是讲故事而不是讲道理，是抒情而不是谈判；他们最喜欢的是朗诵而不是聊天，是喃喃自语而不是对话。他们每天早晨空腹醒来，就急于要向公众复述昨夜的梦幻，并且沉浸在梦的潜意识里久久不愿离开，以致全部患上了文学精英常有的神经衰弱症或者精神狂躁症。这样一种以私人化的方式表达公共事务的特征，大约就是八十年代的精神写照。

 

    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和前卫艺术家，合伙营造了一个昙花一现的社会空间。那是一种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带有过渡形态的社会空间。它一边与传统社会的话语权力纠缠不休，一边期待着现代公民社会语言的诞生。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历史调解员的角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启蒙者”的角色。按照正常的规律，其最终目的是要走出那个过渡形态的社会空间，催生一个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社会需求和正义加以调节的新型社会空间的诞生。换句话说，与精英话语相关的“文学时代”的消亡，应该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在他们突然后悔了。因为这种发展是有代价的，那就是，精英文化和文学被消费文化和谈判所取代，公众试图借助商品和消费文化实现自我启蒙。此时，私人梦幻已经无关大局，整个社会都在上演一出公众梦幻的戏剧。

 

   将个人从公众梦幻的剧场中解救出来，似乎是当代精英们的一项新的使命。但他们采取的办法是，重新翻阅历史的黄历，而且是向后面翻回去，回到“文学时代”的私人表达或个人梦幻的潜意识之中去，并借此来批判或逃离当代文化现场。他们仿佛像古董收藏家一样，向年轻一代展示自己陈年而奢侈的“历史收藏品”——也就是他们所积攒的文化货币，并借此否定正在年轻一代中流行的时尚物品。只有将目光朝向未来，与时代精神相关的时尚物品，才有一线希望成为与解放相关的“历史话语”。相反，将目光转向过去（哪怕它真的是黄金时代），时尚物品将永远被历史淘汰出局。

 

    中国文化的“历史痴迷症”，在淘汰新生事物的同时，将历史时间变成一个原地兜圈的陀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仿佛一道江湖老道的魔咒，让“历史”鬼迷心窍。于是，我们一直面对着一位“历史叙事”的结巴，它总是乐意在一两个简单词汇上支支吾吾：“倒、倒、倒、倒车”。近年来，这位“历史结巴”一直在闹腾不已： “国学热”、“重评科举制度”、“新启蒙主义”、“80年代纯文学”，等等——我们对未来的确没有什么把握，但总不能说我们对过去没有一点把握吧。

 

    那个让不少人痴迷的“文学年代”，是随着八十年代的消失而消失的，与此同时消失的是个人经验和深度模式的神秘感，随之诞生的是大众文化令人欢快的“浅薄”。八十年代的精英们对此一直心怀疑虑，甚至耿耿于怀。所以，他们对八十年代的喋喋不休，以一种复述过去经验的文学形式得以表现，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历史痴迷症。这种症状，往往是以当事人的成功经验（话语权力的实现、文化资本的积累等）为基础的，就像传统历史以帝王经验为基础一样。知识精英为了逃避今天的时尚事物可能遭遇的失败，显示出一位历史老人特有的稳健风格。他们甚至不惜通过强行遗忘曾经有过的创伤经验，来实现“乌托邦叙事”的完满性。最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作为八十年代的文化先锋，他们曾经试图将历史变成碎片。今天，他们却用遗忘的材料将历史断裂的缝隙抹平。他们貌似与现实经验格格不入，但他们与“八十年代”，或者与“历史”之间似乎没有任何格格不入之处，仿佛沉入甜蜜的梦幻，借此缓解现实焦虑。难道回忆往日梦境、压抑现时经验，是期待未来的唯一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