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
平原出叫驴,山区出凤凰
不久前到北京远郊的房山出席一个类似“农民文艺协会”的成立大会。在会上,我听到了许多令人吃惊的言论,比如:“平原出叫驴,山区出凤凰”之类,言下之意是瞧不起耸立在平原上的那座大城市北京市,并且从古到今地列举了很多证据。这些证据,都是一些与古老的精神文明建设相关的问题。比如曹雪芹、老舍都是他们哪儿的人等等。听着听着,我对房山、门头沟这些地方产生了好感,同时也勾起了我对北京这座现代化城市,还有许多城市的不友好的记忆。
在很久很久以前,两个相距遥远的村庄中间,突然冒出了一些客栈,门前飘扬着酒旗。这是专门为离家出走的农民(商人、政客、教士、江湖骗子、求学者)歇脚而建立的。白天这里是贪婪嘴巴活动的场所,我们可以听见发自肠胃的欢笑和猜拳酒令。夜晚的嘴巴还在继续活动,但不光是吃,同时增加了调情和歌唱。这里还是性器官交易的场所。在这里,一切都变得赤裸裸的简单,土地上的生长和消亡仿佛突然中止。在这里,政敌变成了酒友,情人变成了嫖客,自由变成了肉和酒。当一笔又一笔交易应接不暇的时候,当它日益发达的时候,当过客成了居民的时候,最初的城镇就出现了。城镇里的过客和居民,对街道、住宅、服务等各种耗费的外部条件,有着越来越急切而苛刻的要求,比如路面、照明、信息传递;比如钱庄、服装、胭脂、首饰、酒、珍稀食物、滋补品、壮阳药、消毒水,等等。在这里,没有生产劳动的概念,只见钞票和红男绿女进进出出。它是一个和能量交换相对的物品交换的场所,是一个与生产(稻谷和人口)相对的耗费(通过人体上下的各种器官耗费)的场所。同时,传统的等级制度也在这里得以改写,与土地和种族延续相关的身份和血缘并不值钱,货币的拥有量、个人的身体资本(漂亮、孔武有力、豪爽、善于表达等等)变得至关重要。大量的金钱、整齐的街道、日夜不灭的灯火、高耸的楼宇,成了一块巨大的遮羞布,掩盖着它最初的尴尬。同时,它迅速成了对土地、乡村和农民的否定。
“自然城市”是土地之外的一个奇迹。它自发地在土地之外的空旷地带,形成一个自由贸易的特区。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交换、消费、服务,是“自然城市”最重要的特征,服务也就成了城市的一个重要功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曾出现过一种“人为城市”,那就是因军事和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城堡”,它不具备服务功能,而监督和控制功能十分发达。北京的前身——金中都、元大都等,就是这种性质的“城堡”。在这里,权力、身份、等级压倒了公平交换和互惠互利,没有公共服务性质。城堡周边尽管也会出现市场,那主要是为宫廷成员和卫戍部队家属的生活提供方便的。市民的贸易活动主要是跟皇宫相关。这不是商业社会的交易,而是一种进贡与恩典的关系。占城市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市民,特别是外来人口,并不能在市场公平交易中享受个人应有的尊严。
北京作为一座封建城堡的性质,在20世纪初就结束了。人民中国之后,北京不但是政治中心,同时是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经济中心的意思很明确,它这里会发生商业贸易,会出现平民服务的需求。贸易的本质就是等价交换,这里不存在古老的身份等级问题。遗憾的是,北京尽管已经进入了现代化城市的行列,但它的市民精神中,还依然可见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城堡精神”的毒素。这与政府提倡的现代化精神,新北京、新奥运精神格格不入。
这种由来已久的“城堡精神”,是封建等级文化的当代回音。比如他们动辄呵斥外地人,不把别人当成消费者,而是当作给康熙、乾隆进贡的外省臣民。许多公共汽车上没有投币箱,而是配有一到两个售票员。他们占据十几个人的空位也罢,还没有服务精神,经常大叫:“不买票就罚款”,完全是一种宣读圣旨的腔调。地铁站入口坐着两个验票员负责验票,活像一对石狮子。一些人整天遛鸟、遛狗、耍嘴皮子,一副八旗子弟的派头,懒慵,不愿意作社区的服务性工作,致使北京的服务业水平极低,远不能跟广州、上海相比,更无法跟香港相比。我多次试图跟朋友讨论这件事情,他们都异口同声说:“慢慢就习惯了”,好像事先商量过一样。
服务水准的高低,是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新北京,新奥运”的旗号下,北京城市建设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北京人骨子里那种封建“城堡精神”没有改变。一些公共服务部门,尽管也试图改变他们古老的表情,但他们神情恍惚,态度不够坚决,似乎等奥运会结束之后,随时准备撤退似的。这让大量建设新北京的外地人情绪很不稳定。我们这些外地人不敢奢望当北京的主人,你就把我们当成消费者行不行?如果我是消费者,你就不是封建宫廷的门房或侍卫,而是服务者。
北京不是封闭的“城堡”,而是人民中国一个现代化的开放城市。北京人不要在宫廷历史剧的情节里陶醉不已,必须尽快克服封建“城堡精神”的遗毒,用现代化城市的市民精神要求自己,学会怎么对待消费者,培育现代商业社会的服务精神。不光是奥运会,伟大祖国的现代化首都也需要一种新的现代市民精神。
“平原出叫驴,山区出凤凰”。因此,房山农民蔑视北京市民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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