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击

 [俄]普希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1799—1837），俄国伟大的诗人、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短篇小说开创了俄国文学作品描写小人物的先例。
 

           我们射击了。
           ——巴拉廷斯基 ① 巴拉廷斯基 （1800—1844）：俄国诗人。
           我发誓利用决斗的权利打死他

           （在他射击之后我还可以开一枪）。
                            —— 《野营之夜》 ② 俄国作家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 （1797—1837）的小说。

 
                                              一

    我们驻扎在某某小镇上。军官的生活是众所周知的。早上出操，练骑术，午饭在团长那里或犹太饭馆吃，晚上喝潘趣酒和打牌。小镇没有一家经常接待宾客的人家，没有一个未婚姑娘；我们总是在同事的住所里聚会，那里除了穿制服的，什么人也看不见。

    跟我们来往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军人。他近三十五岁，因此我们把他看成老头儿。他饱经世故，处处显得比我们精明强干。他总是郁郁寡欢、脾气暴躁、说话尖刻，这对我们年轻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遭遇充满了神秘的意味。他似乎是个俄国人，却起了个外国名字。从前他当过骠骑兵，日子过得很快活。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退伍，要住到这个贫困的小镇上来。在这里他日子过得很清苦，但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他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旧礼服，不管到哪里总是步行，可是却常常招待我们团的军官吃饭。不错，他的饭只有两三道菜，是一个退伍士兵做的，但香槟酒却像河水一样流着。谁也不了解他有什么财产，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收入，可是谁也不敢问他这些事。他有许多书，大多是军事书和小说。他乐于把书借给人家，从来不讨还，可是他借的书也从来不归还主人。他的主要活动是练习手枪射击。他房间的四壁被打得千疮百孔，像蜂窝一样。他收藏了许多手枪，这是他那简陋的土屋里唯一的奢侈品。他的射击技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他提出要把梨放在谁的制帽上，用枪子儿打掉，我们团里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头伸过去。我们常常谈起决斗的事，西尔维奥 （我这样称呼他）从来不参加这种谈话。我们有时问他是不是决斗过，他冷冷地回答决斗过，但从不谈细节。看得出，他不喜欢我们问这种事。我们猜想，他的良心上一定萦绕着一个什么不幸的事件，一定有人在他那可怕的枪法下成了屈死鬼。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怀疑他会有什么胆怯的事情。有一种人，单凭外貌就不用这样去怀疑他。可是，一件意外的事使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

    有一天，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那里吃饭。我们像往常一样，喝了很多酒。饭后我们请主人坐庄和我们打牌。他推辞了很久，因为他几乎从来不打牌，后来他终于叫人把牌拿来，把五十个金币扔在桌上，坐下来发牌。我们围着他坐下来，牌局开始了。西尔维奥有个习惯，打牌时保持绝对的沉默，他从来个争论，也不解释。要是赌客算错了帐，他就马上把没有付足的钱付清，或者把多付的钱记下。我们都知道他的脾气，所以总让他按自己的一套处理。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位军官是新调来的，他也来这里打牌，由于心不在焉，他多折了一只牌角① 在纸牌上折角表示加倍下注。。西尔维奥照老习惯，拿起粉笔，把数目加上了。那军官以为他搞错了，就向他说明。西尔维奥一声不响地继续发牌。军官忍不住，拿起刷子把他认为记错的数字擦掉。西尔维奥拿起粉笔重新记上。军官因为喝了酒，输了钱，又受到伙伴的耻笑，急躁起来，他觉得自己受到莫大的侮辱，在暴怒中竟抓起桌上的铜烛台向西尔维奥掷去，幸好西尔维奥躲得快才没有打中。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他气得脸色煞白，两眼闪闪发光，站起来对军官说： “先生，请您出去，您得感谢上帝，幸好这事发生在我家里。”

    我们深知此事的后果，都料定这个新伙伴必死无疑。军官说，不管庄家先生准备干什么，他为了受到这样的侮辱，什么事都愿意奉陪，说完便走了。赌博又继续了几分钟，可是大家发觉主人无心打下去，便一个个放下纸牌，回到各人的住所去，边走边谈论着眼看就要出现的空缺问题。

    第二天，我们正在练马场打听那倒霉的中尉是否还活着，他却来了；我们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他回答说，他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任何消息。我们都感到很奇怪。我们去找西尔维奥，他正在院子里朝一张贴在门上的爱司牌打枪，子弹一颗接一颗打在牌心上。他和往常一样接待我们，对昨天发生的事只字不提。三天过去了，中尉仍然活着。我们惊奇地问，难道西尔维奥不想决斗了？西尔维奥没有决斗。他居然满足于那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和中尉言归于好了。
    

    在青年人的心目中，这件事使他的威信大受损害。缺少勇气最不能使青年人谅解，青年人往往把勇敢看成人类最高的品德，一个人只要勇敢，别的缺点便都可以原谅。然而大家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西尔维奥重新获得了先前的威望。
   

    只有我一个人无法再和他接近。我生来富于浪漫的幻想，以前我比任何人都更喜爱这个人，他的一生是个谜，我觉得他简直是一部神秘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喜欢我，至少对我一个人从来不说那些尖酸刻薄的话，他跟我无话不谈，态度又是那么诚恳，神情是那么愉快。但是在那个倒霉的夜晚以后，我总认为他的名誉已经被玷污，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无法洗刷。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使我无法像过去那样对待他；瞧着他，我都感到害臊。西尔维奥是个非常聪明老练的人，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不可能猜不出原因。看样子，这使他很伤心；至少我发觉他有两三次想向我解释，但我避开了，于是西尔维奥便和我疏远了。从此，我只有在和同事们一块儿的时候才和他见面，我们从前那种坦率的交谈也就此中止了。

    乡村或小城镇的居民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体会，京城里那些漫不经心的居民是无从了解的。就说等待邮期吧，每到礼拜二和礼拜五，我们团的办公室就挤满了军官，有的等钱，有的等信，有的等报纸。邮件一般都是当场拆开，互相交流消息，办公室里呈现出一番极为热闹的景象。西尔维奥的信都寄到我们团里，一般他都在场。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迫不及待地拆了封口。他把信匆匆看了一遍，两眼闪耀着光芒。军官们都忙于看自己的信，一点都没有觉察到。 “各位，”西尔维奥对大家说，“由于某些情况，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今天夜里我就要动身，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到我家吃最后一顿饭。我也等着您。”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您一定要来。”说完，他匆匆走出去了。我们都答应到西尔维奥那里去聚一聚，于是各自散开了。

    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西尔维奥家里去，全团的军官几乎都在他那儿。他的行李都已打点好，只剩下几堵光秃的、弹痕累累的墙壁。我们围坐在桌旁，主人的情绪非常好，一会儿，他那种乐呵呵的情绪便感染了大家；不时响起开瓶塞的声音，酒杯翻着泡沫，不断咝咝作响；我们都非常热诚地一再祝愿他一路平安、万事如意。大家站起来辞别的时候已是入夜时分了。大家都去拿制帽，西尔维奥便和大家道别。就在我准备走出去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把我留下。 “我要和您谈谈。”他轻声对我说。我留下了。
    

    客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人。我们面对面坐着，默默地抽着烟。西尔维奥心事重重，那种过分激动的快活劲儿已经无影无踪了。他脸色阴郁惨白，两眼熠熠发光，口里不断 吐出浓浓的烟雾，看起来就像个地地道道的恶魔。过了几分钟，西尔维奥打破了沉默。

    “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他对我说，“分手前我想向您说明一下。您一定知道，我很少尊重别人的意见，但我喜欢您，我觉得，我要是在您心里留下了不公正的印象，我是很难过的。”

    他停下话头，往抽完的烟斗里装烟丝；我垂着眼皮，默不作声。

    “您一定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我没有要求那个蛮不讲理的醉鬼P决斗。您一定会同意：我有权选择武器，他的生命操在我的手里，而我却几乎没有危险。我尽可以把我的克制说成是宽宏大量，可是我不想撒谎。要是我能够惩罚P，而完全不会危及自己，那我决不会放过他。”

    我吃惊地望着西尔维奥。他说得这样坦率，使我不知说什么好。西尔维奥接下去说：

    “事情正是这样：我没有权利去死。六年前我挨过一记耳光，而我的仇人现在还活着。”

    他的话强烈地激起我的好奇心。“您没有和他决斗？”我问道。“也许是什么情况把你们分开了？”

    “我和他决斗过，”西尔维奥回答，“这就是那次决斗留下来的痕迹。”

    西尔维奥站起来，从一个厚纸盒里拿出一顶镶着金边、饰着金流苏的红帽子（这种帽子法国人称为警察帽 ① 原文为法语。）；他戴上帽子，帽子在离额头四五厘米处给子弹打穿了。

    “您知道，”西尔维奥接下去说，“我在某骠骑兵团服务过。我的脾气您是知道的：我喜欢逞强，而且从小就热衷于这样做。在我们那个时候，打架闹事是一种时髦：我是军队里首屈一指的狂徒。我们都自吹自擂，说自己能喝酒：我的酒量赛过赫赫有名的布尔佐夫——杰尼斯·达维多夫 ① 达维多夫 （1784—1839）：俄国诗人。 曾写诗称赞过他。决斗在我们团里是家常便饭：决斗的时候我总是在场，不是当证人就是当事人。同事们都崇拜我，而不时调换的团长们却把我视为无法摆脱的祸害。

    “我心安理得（也许并不心安理得）地陶醉于我的声誉，这时，有一个出身名门而又有钱的青年 （我不愿说出他的名字）调到我们团里来。我从来没见过衣着这样华丽的幸运儿！试想一下，那么年轻、聪明、英俊，快乐得发狂，大胆得肆无忌惮，名声那么响，有多得不知其数和永远花不完的钱，试想一下，这在我们当中将产生什么影响！我的优越地位动摇了。他被我的名声迷住，便想和我交朋友，但是我对他很冷淡，他也就毫不可惜地和我疏远了。我恨透了他。他在团里和在女人中间取得的成功使我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我便寻机和他吵架。他用挖苦回敬我的挖苦，他的话往往出我意料，比我辛辣，当然也比我的好笑得多：因为他是在开玩笑，而我却是含着恶意。后来，有一次在一位波兰地主家举行的舞会上，我看见他成为所有太太小姐们注意的目标，特别是那位和我有过私情的女主人，现在居然也对他表示倾心，我便在他的耳边悄悄说了一句很平常的粗话。他勃然大怒，打了我一记耳光。我们都奔去拿马刀，太太小姐们都吓昏了，众人把我们拉开，当夜我们便出去决斗了。

    “决斗是在拂晓时进行的。我和我的三个证人站在预定的地方。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我的对手。春天的太阳升起来了，气温也逐渐上升。我远远地看见了他。他由一个证人陪伴着徒步走来，马刀上挑着军服。我们迎着他走过去。他手里捧着一顶装满樱桃的军帽走过来。证人给我们量了十二步距离。该我先开枪，可是由于愤怒，我激动得很厉害，无法指望自己能够击中对手，为了使自己能够冷静下来，我让他先开枪。我的对手不同意。我们决定抓阄。他永远是个幸运儿，抓了个第一。他瞄准了一下，开枪打穿了我的军帽。轮到我开枪了。他的生命终于落在我的手里；我目不转睛地盯住他，竭力捕捉他脸上哪怕一点点惊慌的神情……他站在我的枪口下，从军帽里拣出一只只熟透的樱桃，一边吃一边把核吐出来，一直吐到我跟前。他那无所谓的态度使我气得发疯。我想，他根本不把生死放在心上，我打死他又有什么意思？我头脑里闪过一个恶毒的念头，于是我把手枪放下了。 ‘您现在似乎还顾不上生死的事，’我对他说，‘您请去吃早饭吧，我不来打扰您……’‘您一点也没有打扰我，’他不以为然地说， ‘请您开枪吧，不过悉听尊便，这一枪您可以留着，我随时可以奉陪。’我转身对证人们说，今天我不想打枪了，决斗就这样结束。

    “我退伍并且住到这个小地方来。从那个时候起我便没有一天不想到报仇。现在这个时刻到了……”

    西尔维奥从口袋里掏出早晨收到的信，拿给我看。有人 （大概是他的代理人）从莫斯科写信来，告诉他，那个人不久就要和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正式结婚。

    “您猜得到那个人是谁，”，西尔维奥说，“我现在要到莫斯科去。让我们看看，他在结婚前夕是不是还能像从前那样，若无其事地边吃樱桃，边迎接死亡！”

    说着，西尔维奥站起来，把帽子往地上一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样。我凝然不动地听着他的话，一种异样的、自相矛盾的感情激动着我。

    一个仆人走进来，报告马车已经准备好。西尔维奥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互相吻别。他坐上马车，车上装着两只箱子，一只装着手枪，另一只装着日常用品。我们再次告别，马车急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