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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官员经商为何禁出了大量官员大老板
(2013-07-03 14:06:46)禁止官员经商：禁是目标，止要方法
杨于泽
我国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严格禁止公务员经商的，更周延的说法是禁止公务员从事或参与经营性活动。比如《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近日有媒体报道，温州市龙湾区民政局原副局长池秀媚，在任期间多年向企业主陈飞燕放高利贷。去年8月，她起诉陈飞燕，要求返还借款本金8493万元及利息2208万元。随后陈飞燕向当地纪委检举池秀媚涉嫌违纪的问题。法院近日一审判决池秀媚赢了官司，而当地纪委称，他们正在查处池的违纪问题。
我们经常说，违反了纪律就要查处。但我们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制定规章制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查处违纪的人？还是要实现禁止的目的，以维护一定之秩序、道德底线和法律？如果是前者，那规章制度的目的就异化了，执法的目标就迷失了。如果是后者，查处违法违纪者就是一种马后炮，有时候还很无力，基本上很难起到规范作用。
禁止公务员从事或参与经营性活动，到底是为什么？因为公务员公务与公共职责在身，不容三心二意；而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公务员从事或参与经营性活动，容易产生权钱交易，搞乱市场经济秩序。一边大权在掌，一边做生意、放高利贷，几乎肯定会利用公权力为私利服务。
池副局长放高利贷的钱来自集资，而她集资之所以有号召力，是因为她有权。又因为她有权，她能够集到大量资金。像她这样的官员多了，才有了各地庞大的地下金融市场。脱离政府监管的地下金融市场，近两年终于危机爆发。
诸多迹像表明，我们禁止公务员参与经营性活动的禁令没被当回事，有禁不止，禁令形同虚设。《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曾报道，温州连续发生高利贷崩盘事件，在高利贷资金链上，八成债主为当地公务员。官员参与放高利贷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大家长期在禁令下做着违禁的事，自己无愧于心，他人不以为意，有关部门不闻不问。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满足于出台禁令，满足于理论上的规则周全，而很少去研究禁令的效果。我们经常责备有些官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而不去设计某些规范官员行为的方法，包括所谓“顶层设计”。但所谓“禁止”，禁其实只是目标，止肯定需要方法。比如牧人想防止牛羊乱跑，吆喝几声，宣布一下“禁令”，也是可以的，但关键是筑起牛圈羊圈；要是在草地上，就让牧羊犬时刻管着牛与羊。
也就是说，禁令不能靠天收，我们必须多想办法，寓禁于一系列行为规范、设施载体中。所谓方法，应由有权有责的机关去研究与设计，基本的工具无非是监督、绩效评估、问责等，也可能离不开所谓顶层设计。重视并掌握禁的方法后，效果肯定与以前大不一样：国家禁所当禁，官员止于不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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