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与道德
杨于泽
一个周末下午，我抱着3岁的儿子挤上穿越长江的地铁，作为一个大男人，我不想让那些坐在座位上的人产生让座的精神压力。但随着人潮涌动，我还是被挤到了一排有座者面前。没有任何人有让座的意思，事实上，他们几乎人手一部手机，正忙着上网或听音乐。
我无意下简单的道德判断，只是突然觉得，以手机作为视角，可以对当代道德状况作出某些联想与考察。也许可以从这一视角切入，写一部有关道德的大部头。
手机只是一种人造物，其本身无所谓善恶，这点上它跟刀枪、金钱是一样的。但人们的确可以用它们来作恶，或者行善。冯小刚的电影《手机》把这层意思讲出来了：电视台名主持严守一通过手机意图拈花惹草，被老婆发现了，结果离婚。他用手机与戏剧学院老师沈雪飞鸿传情，而沈雪又通过观察严守一手机响铃模式变化，开始娥眉善妒。不管其间多少善恶爱恨，根子其实在人性，而手机纯粹是一条叙事线索。
而手机作为工具，我们能够说出它的几种用途呢？其首要的也是主要的功能，是信息的获取与娱乐，接着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与沟通。当我们挤上公汽或地铁的时候，现在已很少有人没拿着一部手机在那里拔弄的：有人听歌，有人看视频，有人上微博，当然偶尔也有人在与人通话。看大家聚精会神的样子，我们没法指责他们自私，不给老弱病残孕让座。
但厕身“手机用户”中，装模作样的人应该也不少。一部手机只有那么大，人再聚精会神，也会“视有余力”并触发其他感官，感知有人需要帮助。这时候玩手机成了一个借口，手机本身则变成一种舞台道具，就像戏剧里的折扇、主持人手中的话筒。折扇和话筒使人避免了手足无措，而手机使人“缺德”时在面子上说得过去，可以坦然自恣。
不管人们是真聚精会神还是装模作样，反正手机使人们与他人、与公共生活疏离了。像以前一样，每个人仍然坐在公汽里、地铁上，但他们的感知和兴奋点在别处，或者假装在别处。在别处，但就是不在公共空间里。道德始于人际关系，而公共道德产生于公共生活。当公共空间不再，公共生活砉然而解，道德也就如土委地。
也许这种看法过于悲观，公汽与地铁上的道德说无还有，相关答案并不确定。有人完全无视他人存在，活在自我中，但给老弱病残让座的也不是没有。现在不是有人呼吁，年轻人也活得挺累，老年人还是别烦年轻人让座了。这是恕道，也是一种美德。但当一切被宽恕，道德能否继续保有对人的约束力，实在是很难说。
“缺德”基于人性，手机很无辜，但它的确给人制造了机会和借口。眼睛是人感知外界的主要器官，当它只顾盯着手机，人类感知公共生活的能力肯定是受到了削弱。人们不仅漠视纯然的他者，而且越来越多地在各种聚会中沉迷手机，与家人、朋友构成咫尺天涯。手机正在变成人类新的全能的神，它把人从“旧世界”拉扯出来，给了人一个“新世界”，但这位神也许会忘记一项工作：与人重申人类的道德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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