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葬式改良中的政府责任

杨于泽 

　　最近，河南周口地区“平坟”引起广泛争议，一些研究传统文化的人士认为，祖坟涉及民间传统信仰，是民族文化心理中的一个主要禁忌，挖人祖坟是冒天下大不韪。但当地表示，平坟复耕得到上级肯定性评价，“成效显著”，将在外界舆论压力下进一步推动。

　　如果深入了解相关争议，就会发现，一个争议其实是两个问题，即建设乡村公墓与平坟。有关部门把建设乡村公墓与平坟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件事，把建设乡村公墓视为平坟的充分条件，因为我已建了乡村公墓，所以要平坟。某些传统“保守”派强调祖坟的历史合理性，而不太关心乡村公墓的建设问题。

　　坟墓不是某种无用之物，因为要节约耕地，所以就一平了之。人的问题包含生与死两个方面，“生”很重，“死”很大，都马虎不得。死者，中国传统习俗讲究“入土为安”，还存在祖先崇拜，强调“慎终追远”。传统文化值得尊重，但这并不能证明现有乡村葬俗就是合理的，不需要改良。以前亲人故去可以埋在田间地头，现在还这样做，将来也这么办，这种传统可能是一种伪传统，更不值得盲目予以美化。

　　在今日乡村，很多家庭将离世的亲人埋在田间地头，这其实并非什么“传统文化”，而是因陋就简，不得已而为之。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宗法社会，古代都有家族墓地，类似于今日之“公墓”。而且古人讲究风水，一般是山坡或高地上，不会随便把田间地头当墓地。古代土地产权经常流转，这也限制了家庭随便在田间地头起坟修墓。坟墓出现在平原地区的田间地头，其实是上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之后的事。

　　占用耕地造坟相沿成俗，根本原因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农村地区缺位。上世纪70年代末，各地曾开展一场平整土地、建设“新农村”、建设乡村公墓、推广火葬的运动，但随着土地承包入户，乡村公墓建设停止了。在少数建立公墓的地方，骨灰已经寄存在骨灰塔内。但更多的地方没有公墓，人们自然就把死者埋在田间地头。

　　考虑到这种历史的因果联系，中国乡村的葬俗就存在巨大的改良空间，这需要政府正视自己对农村地区居民的公共服务职能与责任。长期以来，政府忽视自己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职能，完全忽略了乡村公墓建设，则在田间地头起坟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现在随着经济发展，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有条件由城市溢出到乡村。考虑到广大乡村居民安排身后事的需要，政府理应拿出土地，投入资金，规划并建设好乡村公墓，为农村居民解除后顾之忧。

　　建设乡村公墓是政府职责所在，但乡村公墓建成之后，并不存在运动式平坟的社会需要。由于政府公共服务缺位，乡村居民把先人埋在了田间地头，成为一种历史事实，应当得到尊重。耕地是农民耕种着，如何处理或对待坟墓，应由土地承包者、经营者自己去解决。如果坟墓处在自己的承包地里，后果由土地承包者自己负责；如果土地出现新的经营者，应由当事双方协商解决。这是一个社会自治与市场自治的问题，完全不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平坟运动。

　　在此，政府必须谨守份际，着力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政府建设乡村公墓，其实是还历史的欠债。但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政府可以将这件事做得更好。在历史上，乡村坟墓被称为“荒塚”、“乱坟岗”，被人们视为“不祥”。乡村公墓建设，可与农村造林绿化、园林建设结合，在解决乡村居民归宿问题的同时，也为建设“美丽中国”做点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