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死亡案对中国医疗监管的启示

杨于泽

       流行音乐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去世已逾两年，美国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11月29日宣布，杰克逊生前私人医生康拉德·默里犯有过失杀人罪，将其判处4年监禁。此前，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裁定默里医生有罪，应对杰克逊的突然死亡承担责任。

       这使我们想起2009年南京“玩游戏致婴儿死亡”事件，该事件中医生的行为与默里医生有些相似之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默里医生向杰克逊非法提供强力镇静剂异丙酚，并在抢救时掩盖杰克逊服药事实。而一名5个月大婴儿当年在南京市儿童医院住院后病情恶化，家属几次向值班医生求救，值班医生却自顾玩电脑游戏，导致患儿死亡。美国医生要坐牢，中国医生被认定过失，却只需被吊销执照并行政开除。

       杰克逊死亡案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对默里医生的指控不是杰克逊家属“医闹”的结果，而是警方和检方主动介入。2009年6月26日凌晨，杰克逊死于自己住所，即便咱们的警方到场，他们也大概会说，现场门窗完好、无搏斗痕迹、体表无外伤，排除他杀。如果家属认为医生有责任，事情就会变成医疗纠纷。但洛杉矶首席验尸官当晚即入禀法院，称杰克逊系被注射异丙酚而导致死亡，是刑事案。

       我国《刑法》也设有过失杀人罪，但还没有指控过医生，我们只有“医疗纠纷”。在医疗纠纷中，患者家属处于弱势地位，结果就是“医闹”多。医生由于不必负责，也就有侍无恐，对患者的伤害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国家发改委去年承认，中国人均输液8瓶，是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而据《人民日报》报道，很多肿瘤患者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按照美国的标准，这已涉嫌犯罪。

       要解决问题，未必是照搬照抄美国，对有过失的医生一律控以过失杀人罪。在我国，医疗存在市场化的现实，但政府卫生部门对市场的监管意识淡薄，医患双方出现争议只能自行了断。监管意识淡薄的另一面，则是监管部门监管能力不足。我们的监管是一种“发展中”的监管，但也要见贤思齐，更不能自甘落后。美国对医生的“高标准、严要求”给我们树立了标杆，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杰克逊死亡案显示，美国医生收入高、地位崇隆，但专业要求极严、责任极大。医生的处方权受到严格限制，即使杰克逊这样的明星，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安眠药、镇痛剂也极难。杰克逊以每月15万美元高薪聘请默里为私人医生，默里为杰克逊非法提供了过量异丙酚，现在却要付出惨痛代价。我们要制止过度用药、过度医疗，必须加强对医生处方权的规范，落实医生的相应责任。

       要我们的医生对处方负责，必须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终结“以药养医”。“以药养医”的弊端，恰恰是鼓励医生滥用处方权，侵蚀医生职业伦理，败坏医疗行业风气。政府应当加快医保制度建设，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消除医生滥用处方权的经济动机，医生才能对自己的处方权承担社会责任。有了负责的医生，“医闹”就会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