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常委“亲自执法”自降最高权力身价
杨于泽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11日开展《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执法检查，当来到荔湾区政府副区长办公室时，一名工作人员急急忙忙把一个烟灰缸拿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庆强现场和工作人员“抢夺”起来，并找到了另一只烟灰缸。他声称，想“努力逮一条‘大鱼’给媒体曝曝光”。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很卖力，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亲自找证据、抓典型，并计划让媒体曝光“大鱼”，俨然是一群《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执法者，其责任感、工作热情令人感佩。但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常委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人大代表和常委越亲历亲为、亲自执法，越陷入职能错位，也彰显“最高权力”监督政府的困局。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王公坐而论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前者立法与决策，后者具体执行。在我国现行政治架构下，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立法，并监督政府权力的行使，有点类似于王公坐而论道。政府是最高权力的执行机关，比如作为执法主体负责执法，相当于士大夫起而行之。人大和政府各司其职，体现了权力相互制约的需要，也只有各司其职，两种不同的权力才能获得高效。如果相互越俎代庖，不仅有违宪政原则，而且造成职责混乱，原有制度安排的用意就落空了。
　　人大常委会进行执法检查，重在发现法律法规落实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从立法与监督政府的功能上采取相应对策。根据《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卫生、教育等政府部门是执法主体，如果相关立法落实不够，人大常委会应问责各执法主体。问责的手段，是进行询问、质询等，向相关领导施加压力。按照相关法律，甚至还可以撤销个别领导的职务。所谓坐而论道，除了立法、财政预算审批权，就是把行政班子管好，抽他们的鞭子。
　　道理虽然明摆着，但人大常委们似乎不敢行使自己手中的最高权力，随之就是自贬身价。政府方面的领导大权在握，如果人大及其常委会不硬起来，他们是不会自甘接受监督的。而人大常委会恰恰被视为权力的“二线”，政府官员们习惯视之为退休养老的地方，人大常委不想硬、不敢硬。放弃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结果就是人大常委会在监督政府时自贬一级，在执法检察时把自己当成普通执法者用，不是用最高权力的杠杆撬动政府，而是“亲自执法”，亲自与政府工作人员抢夺烟灰缸，亲自找不禁烟典型。这哪里还有一丝“王公坐而论道”的尊严？
　　人大常委会依其本份，就应当回归“最高权力”的定位，对政府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人大常委会监督政府，本钱就是“最高权力”。找个不禁烟的典型，“给媒体曝曝光”，这自然是监督政府领导的一种方法，但不是“最高权力”应有的态度和方法。行政权力通常很傲慢，但人大常委会把询问、质询、撤职、审查预算等权力用起来，抓住机会就露一手，他们就会老实本份起来。否则，劝人们戒烟，威胁让媒体曝光，只能愈显出人大代表和常委们的“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