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者认定的违法者其实是守法者
杨于泽

　　时下一些地方执法的响声很大，一副“依法办事”的架势，但被“依法处理”的人往往得到舆论的同情。原因是，自以为依法办事的人本身违法了，而“违法者认定的违法者是守法者”。这有点像“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逻辑上并不周全，但验之于现实，十拿九稳。
　　这几天有两条新闻：一是湖南永州市政府征用农民唐封银的养殖场用地，被法院判决行政违法，唐封银到广州找律师咨询并希望向媒体陈情，结果被永州市公安部门以“准备上访”为由行政拘留10天；二是陕西富平开大会“公开处理”上访村民，引起强烈质疑，富平有关部门回应称公开处理不违法，反而“增强了执法的透明度，目的是教育本人和教育群众”。
　　有关部门的姿态是执法、司法，还有着教育群众、普法的深意，似乎是在践行法治，实则自己干着违法的勾当。你可以说他们是自己违法而不自知，并没有违法的故意，但很可能他们仅仅是抱着权力的盲目自信，以为领导干部、集体研究作出的决定天然就是合法的。遗憾的是，事实上他们自己违法了，被处理的违法者不过是些老实巴交的老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反倒惹出事来了。
　　官员自己违法了，违法的一个表现就是将无辜公民打成违法者，予以法律制裁。农民唐封银办养殖场，自己赚钱，也有益于社会，本来无罪。政府要征用他的用地，但法院认定违法了，而结果却是唐封银被拘。陕西富平村民有冤要申，于是上访，这本是人的天然权利，两千年一以贯之，现在却被“公开处理”。如果说这是法律之治，也仅仅是权力对权利的漠视甚至剥夺，是官对民的意图驯化。
　　看着各地官员对执法、司法、普法、法制意识的热情，我们本应感动莫名，因为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选择就是建设法治国家，政府则一贯强调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但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法治所指为何？
　　所谓法律之治，就是按照法律规则进行治理，而治理的主体是政府，进一步说是掌握权力的各级官员。所以法治首先是政府与官员守法，行政需有法律授权，官员必须依法办事，并且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司法的审查。在法治社会，公民也有守法义务，但法律要优先解决的是规范权力，防止权力偏离人民为它设定的轨道。如果官员打着执法、司法、普法的旗号，肆行驯化民众之实，那纯属对法治的歪曲。
　　从法治的本质出发，普法与法制教育的对象首先是广大公务员，其次才轮得上老百姓。很难想像普通民众会成为违法的高危人群，因为法律反映的就是广大人民的意志，如果担心普通老百姓违法，那只能说明法乃恶法。在法治国家，普通民众凭良心和常识行事即可，不太需要补习法律知识，也不可能知道太多，如果遇有官司，应找律师协助。真正时时有偏离法律之虞的，是官员对权力的行使，他们最需要普法与教育。
　　国家应当制定一个新的普法战略，将普法重点由一般公民转向广大公务员，使他们对宪法和法律有一个基本正确的认识。前几年，有关部门把计算机、外语当成了公务员的“现代必备知识”，现在有必要将法律知识纳入其中。法治政府决定了一切公务员都是狭义或广义的执法者，他们不懂法，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