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草案）》进行一审。全文共三十二条，明确了殴打伤害医务人员、携带刀具和易燃易爆物品等七大类严格禁止的侵犯医务人员安全、扰乱医院安全秩序的行为。同时提出，受到暴力威胁时，医务人员可回避诊疗。（3月26日北京日报）

        从过往的新闻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医生一面被打，另一面还要忍受着屈辱给施暴者看病，这让人一方面对施暴者产生愤怒，另一方面又为被打的医生感到心酸。不可否认，悬壶济世是医生的社会职责，但当他们面对暴力袭扰的时候，在第一时间却往往感到无能为力，天大的委屈也要往肚子里咽，而那一刻的医生该受到怎样的保护？这本身就是一道医患间的命题。 

        这次北京市正在审议的《规定》提出，“受到暴力威胁时，医务人员可回避诊疗”。显然，这对于保护医务人员自身权益来说，是一种现实层面的巨大进步。因为较以往来说，遇到施暴者的医生并没不能马上回避诊疗，而法律的介入也只能是事后之为，而这在“第一时间”上，就会给施暴者的暴力行为留足了空间，而对于医务人员来说，这个空间，恰恰是他们不能得到届时保护的巨大空洞。

        医患关系的紧张，常常使医务人员感到无奈，但这并不是医务人员的不期而遇，而是一种现实状态下的必然趋向。因为在一些施暴者心里一直都固执地认为，我对你实施了暴力，只要法律还没有介入，那你就还要为我看病，如果你不看，那就是你缺少医者仁心；而因对施暴者来说，心理没有任何压力，相反，无论将医务人员打骂到什么程度，施暴者都会是那一刻失去理性的“胜利者”。

        对于紧张的医患关系，各地医院也都曾出台过一些内部的“忍耐制度”，即在任何状态下都要以患者为先，即便被打得出了血，也要强忍着为施暴者看完病，这就是“忍耐制度”的核心。虽然这很不公平，但医院出于对医者仁心的维持，也只能委屈医务人员，显然，医院的这种平衡做法，也是出于更大的无能为力，即医院无权作出在医务人员受到暴力袭击时的可回避诊疗制度，因而，也只能从约束医务人员的单一视角出发，以求得某种委屈的平衡，这也是医院最大的无奈之举。    

         而这次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的《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则从更高的层面，拟定了解决医患关系的独特角度，即将全部背景也同时放在了施暴者的视角里。换言之，就是要让施暴者直观地看到在不理性的时候打了医务人员，医务人员就可以有章可循地回避诊疗，而这会使施暴者在行为之前感到自身的压力，也就没有了那种失去理性的“胜利感”。

         解决医患关系的紧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严厉的法律设置和介入，也要有行业通行的规章制度；既要有医院做出的某种单方面克制，也要有从施暴者视角里感到的必然结果，即对自己的某些不利。对于解决医患关系问题来说，一项好规定的核心价值，并不是让医务人员无休无止地委曲求全，而是也要从施暴者视域出发，在施暴之前就会让他们看到自己可能面临的囧态。

        因此，这次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的《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草案）》提出的“受到暴力威胁时，医务人员可回避诊疗”，是对社会公平正义更高层面的注释，它纳入了从施暴者视域看待全盘问题的路径，让欲对医务人员施暴者感到，“行善者，诸事顺；行恶者，诸事绊”，这为将来全面制度化解决医患关系紧张问题，给出了社会心理依据和独到而客观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