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6日，被告人刘某以50元的价格与黄某进行性交易，后被前来检查的融安县公安民警传唤到案进行调查。公诉机关指控：2010年12月，被告人刘某被确诊患上艾滋病，而刘某在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的情况下，仍从事卖淫活动。公诉机关认为，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六十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传播性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澎湃新闻9月5日）

卖淫本身就是非法行为，这不仅跌破了社会道德底线，也给社会治安带来了隐患。而刘某在明知自己患上艾滋病的情况下，仍然从事卖淫活动，这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是有意传播疾病，这是一种自己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因而，对刘某追究刑事责任是必然的。

但也应当看到，卖淫与嫖娼是一种伴生现象，如果仅仅对卖淫严厉打击，而对嫖娼只停留在批评教育或罚款层面，那么就很难从根本上遏制这种伴生现象。因为卖淫行为的前提是嫖客的客观存在，而在这种对应性环境下，则很难通过对卖淫一方的单向遏制而起到根本的效果。

另一方面，这次刘某因在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的情况下卖淫而受到刑事追究，这很容易使社会误读其中的信息，即以为在没有患艾滋病的情况下卖淫就是可以被理解的。并且，在这个案例中，也没有公布对嫖客一方的处罚结果，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容易让人联想为对嫖客一方是宽容的。

因此，治理卖淫与嫖娼这种伴生现象，不能仅以是否患有艾滋病为主要考量点，而应当从普视角给予全盘看待，即不管是否患有艾滋病，都应纳入严打范围。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卖淫与嫖娼首先就是对等的非法行为，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主次之分，是双方共同完成的行为结果，因而双方受到的处罚应当同等。

二是艾滋病有着较长的潜伏期，而同时，卖淫与嫖娼者本身就是被医学公认的艾滋病高发人群，卖淫者即使在所谓没有患艾滋病的情况下卖淫，也不代表就没有潜在的传播性，而此时，作为嫖客来说，本身也成为了一个潜在的传播体，同时，男性向女性传播其它性病的可能性也非常大，而这种交叉传播，对社会的危害会更大。

因此，对于卖淫与嫖娼的双方，不管是否患有艾滋病都要严厉打击，因为防止性病传播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而所有查明的性病都是事后之为，但对潜在的却无能为力。而从这个角度讲，事后的另外追究，不如事先防控阶段的前置性治理，对双方严厉打击，是遏制性病传播的必须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