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决定依法依纪对西安地铁“问题电缆”事件严厉问责，进一步强化全过程全链条全方位监管，确保质量安全。国务院决定：一是责成陕西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国务院通报批评。二是由陕西省依法对涉案违法生产企业8名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依法依纪问责处理相关地方职能部门122名责任人，包括厅级16人、处级58人。（中国政府网6月8日）

西安地铁“问题电缆”事件处理了这么多人，这让人感到对此类事件处理的空前力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树起了处理这类问题的标杆。一方面，人们会感到问责制已经确实发挥了作用，另一方面，人们也会感到一旦出了问题，不管涉及到谁，法律都不可能网开一面。从这两方面来说，西安地铁“问题电缆”事件的处理情况，就是一种依纪加依法的全方位问责。

在以往，出现了这类问题，依纪处理是必须的，但依纪处理也往往是唯一的结果，而对于那些涉及其中的官员来说，由于存在着“法不责众”的心理，使得这样的处理反倒形成了一种“保护伞”，这让他们在依纪处理中远离了法律，而法律这个全程主角，则成了某种默默无闻的旁观者。对于诸如此类的处理，人们会感到虎头蛇尾的意味，而对于那些当事人来说，大不了就是当不成官了，但这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法治社会的源本性惩罚。

而这次，依法依纪问责处理相关地方职能部门122名责任人，其中厅级16人，这说明，法依问责已不再是一种宏大的命题概念，而成了一种对概念命题的现实化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就成立了唯一最终的收盘者，而这更是对法治社会的最好解读。因为，依纪是组织行为，而依法是社会行为，其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局部的处罚，另一个则是社会整体性无一例外的惩罚，这样的结果，显然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然而，也应当看到，西安地铁“问题电缆”事件之所以有空前力度的处理，其实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惊动了国务院，而反过来说，如果这个事件没有惊动国务院，那还能有这样的处理力度吗？客观地说，不一定。因为作为地方来说，都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化为一种有头无尾的小范围问责，而正是由于存在着甚至是这种小范围问责成为主流的时候，法律也就成为了自身的摆设。

因此，这次陕西省依法依纪问责处理相关地方职能部门122名责任人，包括厅级16人、处级58人，这并不能让人感到彻底的欣慰，因为这并不是陕西省第一时间给出的结果，而确切地说，这是在国务院的作用力之下给出的被动式结果。但从国家治理层级设置上说，并不应当将所有的事都推到国务院的层面，因为每一个层级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存在意义，而如果将所有的事件都推给最高层级拿出意见，那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推责。

法制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社会综合性工程，它涉及到各个层面的交替递进，但这绝不是一种彼此的替代关系，其中的每个方面每个层级，都有其必须的责任划分，并不是对某个问题给予了处理，就万事大结了。因为这要看处理问题的主动程度，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如果仅仅是处理了问题就代表取得了成绩，其实就无法形成建设法制社会的恒定路径，这会使每一个问题的处理之间，并不能形成有效的深层互动，更不能给人们一望便知的预期结果。

因此，人们更希望看到依纪依法处理问题的同时，以法律的介入为最终的收盘点；也更希望看到，各地政府部门在处理问题时，不依赖于上级的介入，而靠法制本身的力量。让法制本身的力量成为最终的驱动力，让依纪依法成为法制的有效归一，这更符合法制社会进步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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