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市曾用7个整版公布了全市100多个单位1108名领导干部的姓名、职务、办公地点、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等。但不少公布的电话常无人接听或无法拨叫。这让“公布领导手机号码”的效果适得其反。（京华时报11月23日）

公布领导手机号码，这会让群众办事很方便，然而，这只是公布初期的效果。就全国而言，已有很多地方都公布了领导的手机号码，但是几年过后，甚至是几个月过后，当初的效果就荡然无存了。而这时，“公布领导手机号码”的效果，当然就会适得其反，这会使群众认为，官员就是在作秀。

但是客观地说，公布领导的手机号码，本身就是一种作秀，因为大家都明白，任何人都做不到随时接听电话。而一旦公布了手机号码，就意味着一种承诺，但现实的情况是，领导都有其分管的职责，谁都不可能一手包办所有的事，每一件事都需要规范的流程，并涉及到很多环节，一个领导根本无法杠起这份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直接给主要领导打电话办事，本身就是一种天真烂漫的心态，这与现代社会管理理念不合拍。

其实，在一个运转良好的城市中，作为普通百姓，完全可以不知道市长是谁，因为在运转良好的环境中，百姓要办的事，本身就在常态化地运行着，不管有没有领导发话，那个机制都不会停摆。而反过来说，即使领导对某件具体的有过特别关照，那么机制依然不会产生任何特别的摆动，因为在机制正常运行的时候，任何领导的外力都会对整体造成阻滞。

在一些地方，之所以百姓特别想知道领导的手机号码，并要新自打上几次，这是因为那些地方的机制运转还存在着不够完善的方面。在一些地方，该办公的时候不办公，该办成的事办不成，本来连续的办事流程，却被人为地搞成了零乱的碎片。而作为百姓来说，当然希望有一种外力的促动能办成该办的事，而此时，给主要领导打电话就是一种寄托希望的方式，但这本质上也是一种对政府运转机制的失望。

公布领导手机号码，这本身就与现代运行机制不符，因为它显示的是领导个人权力的作用力，而不是整个机制流程的应有效力。现在很多领导公布的手机号都打不通了，但这并不是坏事，而是一种天大的好事，因为通过国家层面对各级权力的制约，领导们凭个人的一己之力，已很难办成什么事，所有的事都要拿规范的流程上才行，否则就是一种权利的不当使用。

本质上说，对地方政府领导的考评，并不在于是否公布手机电话，而在于领导班子是否建立起了良好的运转机制。如果运转机制可以良好运行，那么公布领导的手机电话就没有任何必要。因而，与其在是否公布手机上纠结不断，倒不如踏踏实实进行对机制完善，有了好的机制，即使领导们换届了或调离了，就不会影响政府部门的办事效力。到那时，百姓不知道市长是谁，便是一种最好状态下机制运转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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