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的广西律师吴良述，头发齐整，拎着皮包，如果不是被撕扯至露出大半条右腿的西裤，他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普通上班族。在此之前，青秀法院的信访室内，法警与吴良述因检查手机发生争执，渐至冲突。南宁市成立了多部门联合调查组，并公布了调查结果：一方面，承认当事法警确有“滥用强制手段的行为”，并向吴良述公开赔礼道歉，而另一方面，则坚称法警并无伤害故意，“不存在殴打吴良述律师行为”。（新京报6月12）

很显然，赔礼道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官的“有罪推定”得到了验证，而作为吴良述来说，只能默认这样的结果。然而，话说回来，就算是吴良述用手机录了音，那又有何不可？作为一名律师来说，在工作中完全可以用各种方式记录下自己的工作过程，这无可非议，因为在没有特别法律说明的情况下，为自己做下工作现场记录，这本身就是律师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如果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涉及高度机密的场合除外。然而，吴良述律师为了顺利立案，而只是来递交相关材料，显然，这并不具备任何涉及机密的可能性，因此，这名法官要检查吴良述是否用手机录了音，这本身就具有“此地无银三百两”，和“隔壁王二并未偷”的双重之嫌。

而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早在去年5月1日起就施行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并被称为“有案必立”。其中的核心就是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很显然，这个《意见》就是社会法治进步结出的一大成果，而这个成果不应只是悬停于半空，而应当真真切切地落地，才能符合人们对法治落地生根的期待。当然，作为这名律师来说，递交的相关材料也要符合相关的规定和要求才行，如果不符合必要的条件，当然也就无法给予立案。

但即使吴良述递交的材料不符合相关规定，那他也不应当受到这样的对待。因为吴良述律师只是想索要一份收件回执，但法官坚称其“不在管辖区内”，并不予出具收件回执。但显然，法官这样做有推诿之嫌，因为《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明确说明：“人民法院对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民事起诉、行政起诉、刑事自诉、强制执行和国家赔偿申请，一律接收诉状，当场登记立案。不符合形式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释明，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全面告知应当补正的材料和期限”。然而，这名法官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某种程度的失职，当然也是司法过程中“有罪推定”不应有的“胜利”。

由此可以看出，是否殴打了吴良述律师，这并不是事件的关键，而从中透露出的法官不执行相关规定才是主要问题。在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每一起司法案件的处置，及每一次前期立案的受理，其实都是一堂生动鲜活的普法课。就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不可能有时间精力吃透所有法律条文，而社会成员法治信念的形成，基本依赖于对社会案件结果的感知和过程的感知，并形成对所处法治环境评价的唯一标准。

而能够给予这一切的，莫过于法院这样的司法部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司法氛围，就会有什么样的信法氛围。在这个过种中，司法部门点点滴滴的待人接物，都会成为社会成员尊法信法的感知介质。然而，遗憾的是，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门，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担负的社会普法角色，这对法治社会的进步会起到不应有的负面作用。因此，对于这件事来说，道歉是必须的，但绝不能仅仅止于道歉，因为这背后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贯彻执行《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的法治精神，而司法部门法治精神的重拾，决不能以简单的道歉来替代，否则，律师“遭撕裤”，谁给法治精神遮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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