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四川南充原副市长邹平案在四川省巴中市中院尘埃落定：邹平被确认犯有受贿罪、行贿罪、挪用公款罪和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在邹平当蓬安县长时期的一次会上，时任县委书记说，县上某些领导过年过节就背着包在县委到处转，就是希望大家给他送钱。这话针对邹平，没想到邹平随即顶了回去：“书记，你吃肉我们还是要喝口汤撒。”

    邹平回敬县委书记的话，倒像是个段子，这个段子虽然不能成为书记吃肉的证据，但如果将这个段子表达的中心意思，从蓬安县这个特定的地方抽离出来，而放在更大的官场范围里，却较符合当下人们对权力腐败的既定认知。那就是在多个官员同时腐败的情况下，权力大的一定处于“吃肉”的上位，权力小的一定处于“喝汤”的下位。这不是谁能随意码放的位置，而是在各式权力交易中形成的“市场定位”。因为行贿者明白，打开一个权力闸门，远比打通几条权力溪流要划算得多。

    但之所以行贿者也愿意给一些权力溪流们几口汤喝，并不是真要找他们办成什么大事，而是怕他们起到“做酒不甜做醋酸”的搅局作用。所以给上他们几口汤喝，就像夜里上坟，在正式烧纸钱之前，先要在圈外烧点小钱一样，因为行贿者都很明白，“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给几口汤喝烧点小钱，把小鬼打发走了然后才可能长驱直入，直奔阎王办大事。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现实逻辑的存在，才有了吃肉与喝汤的“厚此薄彼”。

    然而，作为特定的腐败官员来说，腐一次也是腐，腐百次还是腐，与其小打小闹，倒不如玩些大手笔。然而，大手笔并不是谁都能做得来的事，因为没有人会给小鬼烧大钱，也没有鬼会为小权力推大磨，要想玩成大手笔，就要有与之相配的权力当量。在行贿与受贿的权力生态圈里，“四两拔千斤”这样所谓的技巧，早已沦为一种大哥给小弟的传说，有多大权力，就要卖出多大的价钱，这就是权力交易的规则，也是对来之不易权力的利益最大化使用。

    因此，对于邹平当县长时回敬县委书记的那个段子，正表达了邹平对县委书记权力的一种“敬”，在他自己的内心，这种“敬”也是一种对更高权利的想往和崇拜，当然还有着一些对想象中“厚此薄彼”的积怨。但邹平只要想继续腐败下去，就不会安于“厚此薄彼”的现状，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增加自己的权力当量，以此来圆满玩大手笔的内心冲动。其实，这是一种很难完成的事情，因为每一次升官，从选举过程再到组织部门的审核制度，都会是一次次顶级严格的硬件监督过程，这不是一个游戏，而组织部门的审核制度更不是一个想改就改的游戏软件。

    但邹平在增加权力当量的过程中，却犹如进入了无人之境，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没有最好的手段，只有更好的手段，组织部门的审核制度真的成为了邹平可以重新设置的游戏软件。2010年9月，邹平组织“贿选”，这次是为在南充非定向推荐市厅级领导职务后备人选、南充市级领导班子换届推荐拉票。邹平安排了蓬安县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接待办、县水务局等23个部门的27人帮他送钱，共145.6万元；有192人收到了邹平安排人员送的现金，3000元至1万元不等，共计133.31万元；另有7人是邹平亲自送的钱，共计5.5万元。就这样，在严格的组织制度面前，邹平成功地当上了副市长，从一个“喝汤”的人，华丽转向为一个“吃肉”的人。但这也是一次权力的递增，邹平在另一个维度上，以他的“四两拔千斤”之术改写了严格的组织制度。

    这样大规模的贿选，可谓是发生在组织部门眼皮子底下的奇迹。因为参与其中的很多部门和人，本身就是组织部门经常走访的对象，并有着较为固定的常态工作关系，再说这样大规模的贿选，即使没有外界的举报，组织部门也应当从邹平的兴师动众中听到异常的动静，何况还有着这么多制度的触角在里面。然而遗憾的是，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事发之后的马后炮，这场游戏从开始到一路通关，竟然没有发生过组织上的卡壳，这不禁要让人发问，组织部门及组织部门的制度作用都上哪去了？

    但其实，这已是一个苍白而多余的问题，因为邹平所作的一切，并不是因为组织部门没有制度，而是因为与组织部门结为常态工作关系的一些人，和一些本身组织部门的人，已经喝了邹平给的“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已是邹平的个人财产，而已不再是组织部门赖以执行制度和行使监督的根系。组织部门确实是有制度，但这些制度已经被喝过邹平汤的人织了个包围圈，制度和监督已被这些人孤立了起来。而无人执守的组织制度与监督，也只能成为一杆没有忠诚战士握在手里的枪。

    因此，从邹平放出的“书记吃肉我喝汤”这个段子，转变到“邹平吃肉组织战线喝汤”这个现实可以看出，组织部门的建设绝不仅是纸面制度本身的建设，而更多地应是一种对组织战线全体人员忠诚度的建设和提升，不但要有完善的制度这杆枪，更要有忠诚的战士来握住它，这应当引发组织部门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