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第78代嫡孙孔维克接受采访时说：“计划生育工作当务之急是调整人口结构，调整人口结构比控制人口数量更重要。建议高学历者可以生三胎以调整人口素质。”他建议夫妇双方有一人为博士的，可以不受生育名额限制生育第三胎甚至更多，并享有国家一定的补贴，以优化国民人口素质。

       从某种程度上讲，国民人口素质的高低确实与学历的高低有一定关系，但这种关系是通过后天的社会影响、环境再造及个人的努力修为体现出来的。就高学历者的家庭而言，在教育孩子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条件，因为家庭环境就是孩子所能接触到的第一个也是第一层次的社会环境，这对孩子影响至大至深。因此，没有人能否定高学历家庭对孩子人生第一阶段的影响。

       然而，从孩子到成人，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孩子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父母身边。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但这个细胞的影响力再强大，也强大不过社会肌体的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社会化过程，它不可能通过基因的设计或剪接来完成，更不可能通过“高学历生三胎”来完成，它最终只能由后天的社会环境因素促动进化完成。

      “高学历者可以生三胎，以优化国民人口素质”，这种说法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一种广谱意义上的歧视和最大的不公平，因为它限制性地湮灭或阉割了大多数人接受并参与社会环境因素促动进化的权利，根本性地否定了生命进化中各种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可能性，而将所有的一切与一纸学历绑在了一起，这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人类文明的倒退。

       而另一方面，“高学历者可以生三胎，以优化国民人口素质”，这种说法显然是将家庭的先天影响力无限扩大了，而弱化的却是后天社会环境因素促动进化的根本作用。这犹如将细胞当成了整个肌体，将家庭当成了完整版社会，将鱼缸当成了气象万千的大海。这种本质的颠倒，抛弃的是社会环境中的主观能动性，捡起的则是已经被人类文明所不耻的封建血统宗法制。社会文明已经进步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显然这种说法是一种唯心的想当然，而且更是一种“人种论”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