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分组审议最高检反贪报告。来自基层的代表陈爱林对“苍蝇”非常反感。他提到，现在村委会干部把公章随身带在裤兜里，不给钱、不给烟，就不给你盖章。曾任香港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委员说:一个在外地工作并成家的人，到原居住地申请一张准生证，他要来回跑，后来实在太烦就给了工作人员1000元，立刻就办好了。

    不给钱，就不给盖章，这不但使国家的政策法规及精神得不到有效贯彻，而且还会严重败坏国家政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百姓到村委会办事，一手交钱，一手才能盖上章，这等于将百姓的应有的权利当成了商品来买卖。面对这样的情况，百姓虽然不满，但为了能把事办成，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对于一级政府来说，长此以往便会把给百姓办事当成一条固定的敛财之道，而村委会干部可以把公章随身带在裤兜里，则意味着他也可以把用公权力敛来的财，装进另一个裤兜里。这便是一些干部将公共权力个人化并从中牟利的腐败路径。

    然而，这两个问题，只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两个侧面。这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机制，还没有下沉到基层政府这个终端末梢。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基层政府就成了最高的天，主要干部也就成了“土皇帝”。

    基层政府是整个系统最终端的末梢，但它却是离百姓最近的一级政府。百姓对国家政府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根本上还是来自于身边这级最近的最直接的政府。可以说，基层政府呈现的实际情况，总体上就是百姓对政府认识的第一感受。因此，要遏制“不给钱，就不给盖章”这样的基层腐败、遏制基层干部将公权私有化，就要将权力监督机制切实下沉到基层政府。作为上级政府，还应当制度化的下基层听取百姓意见，让百姓对当地政府的举报形成一条“绿色通道”，这样，才能使对基层政府公共权力的监督机制下沉到位，只有如此，才能消除“不给钱，就不给盖章”的基层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