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莫伸《窗口》
(2018-02-14 07: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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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杂谈 |
分类： 柳下耕庐 |
去年三月，我在外地完成了一项采访任务，坐火车返回报社。
车上人很多，容易才找着座位。我对面座位上，两个农村装束的中年人正在商量什么。听了听，才知道他们要在西安下车，正为下车后能不能赶上当天去户县的长途汽车发愁。
“不要紧，下午两点有一趟。赶得上的！”
一个清脆的声音从靠窗口的座位上传来。
大家投过目光，原来是一个扎短辫的年青姑娘，看去有二十四五岁，个子不高，衣着朴素。红润润的脸庞上嵌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因为她一直是在静静地埋头看书，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到她。
听她说得这么有把握，旁边座位上一位出差干部也问：“你知道往耀县去的长途车下午有吗？”
“有。”姑娘说，“三点整开。”
“有没有再早一点儿的呢？”
“有是有……”姑娘犹豫一下，“就怕你赶不上。”
“是几点的？”
“一点。”她想了想又说，“这样吧，火车到西安是十二点三十七分。我给你画个图，下了车你往前多走点，坐八路汽车直接到长途汽车站。要是时间抓得紧，或许可以赶上。”说着，找张纸头画着。
那位干部接过示意图，一边看，一边感激地说：“谢谢你。小同志,你经常坐长途汽车吗？”
“不，”姑娘微笑着摇摇头，“没坐过。”
“那你……家在西安？在西安工作?”
她摇摇头。
那位干部奇怪了：“再不然，你常到西安去?”
“去过。不经常。去过一两次。”
大家都被这场对话吸引住了，不知谁好奇地问：“那你为啥对西安这么熟呢？”
“……”姑娘脸红了，好象碰上什么不好回答的问题。停了一下，她谦虚地笑笑，“我……知道呗。”说着，又低下头看书。
当时，这个姑娘的举动使周围旅客都感到好奇。大家盼望她多说几句话。谁知她好象天生不爱说话，再不开口。半个钟头以后，她下了车……
凑巧，回报社不几天，铁路局打电话通知我们，为了掀起群众性的技术练兵活动，他们组织起一个各工种技术表演团，今天做首场表演，希望我们予以报道。
我和老石匆匆赶去，表演已经开始了。宽敞的大厅里，
黑压压的人群鸦雀无声。忽而爆发出一阵急雨般的掌声, 夹杂着叫好和愤叹。
立时，我们也被吸引住。参加表演的都是铁路局上万名职工中选出的尖子。不少是两鬓染白的老铁路，也有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谁也没有想到，最后出台的竟是一位姑娘。而且我马上惊讶地认出，她就是那位列车上相遇的姑娘。
领队同志介绍说，她是某车站的售票员，（这和大伙儿当时的猜测多不同啊！）表演项目是流利回答全国任何一个大站的里程与票价。
假设的旅客是一位小伙子。他满不在乎地望着对方,
似乎有些不信服：“请问从你站出发，到银川里程多少，票价多少？”
尾音未落，姑娘顺口答出：“里程一千四百六十公里，票价二十五块八。”
小伙子怔了一下，认真起来。他拿过一本全国铁路示意图，又试探地问：“到株洲呢？”
“一千九百公里，票价二十九块三。”
会场里响起一片掌声。一位干过多牟售票工作的老头很感兴趣地凑上前：“大站你能报，小站行不行呢？”
“没把握。”姑娘脸红了，谦虚地说：“试试吧。”
“鹰厦线西河口？”
“一千六百八十二公里，票价二十八块三。”
“黔桂线冉家林?”
“一千一百公里，票价二十三块六。”
老头不问了，兴致勃勃地侧着头：“你叫什么名字？”
“韩玉楠”
“参加工作几年了？”
“三年。”
“三年？”老头吃惊地睁大眼，待到领队同志证实了这一点，他转身朝着大伙儿，兴奋地举高双手，“了不起！了不起！我干了一辈子售票，这是头一回碰见状元啦！”
没等大伙儿拍手，表演团领队又大声说：“小韩同志还能熟练报出局管内一、二等站的各次列车到开时间,下面继续表演!”
掌声热烈地响起来了。
老实说,这场表演不光使我们这些门外汉惊奇不已，就连那些老铁路们也大为希罕。小韩表演的内容早就超出她职务的范围了。想想看，要把成千上万枯燥无味的阿拉伯数字印在脑子里，这需要下多大的功夫呀！她是怎么达到这一切的呢？难道，她是记忆力超众的天才，可以毫不费力地完成別人所无法完成的记诵？……还有，西安的长途公共汽车又与她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好奇使我和老石变得精神抖擞。回到报社，我俩请示了总编，于是半月之后，我们去访问了她。
党委书记老雷热情地把我们领到售票室。售票员们正在紧张工作。也许是对小韩留心，我们很快发现她售票速度特别快，售票方法也很特殊，除了正常问答，有时会突然抽出张硬纸片让旅客看；还有一回竟用极难懂的乡土话对一位旅客讲说什么……
—个小时后，她关窗休息。得旬我们是记者，顿时很局促。我们反复说明不写文章登报。她的谈话才流畅起来。
我是一九七四年参加工作的。
分到售票室学售票，别人都羡慕，可我觉得不美气，琐琐碎碎的，再说，那么多钱款从手里过，我还真怕出差错。不过没法子，工作需要。刚顶班时，我业务生,卖得慢，急得窗外旅客直嚷嚷。咱们这儿是枢纽地段，人杂车多。一天到晚把嘴皮都快磨破。碰上那些没有旅行知识的旅客，你给他说：“小站快车不停。”他还不满，凭啥不停?
”最可笑的是有个老汉刚买了张八十三次的票，一听广播说八十三次晚点到十九点左右，马上又来退。我告诉他，别退，再过一个钟头车就来了。他还生气，说：“你给公家办事，为啥还骗人？！广播都宣布晚十九个钟头！”
象这样的事,三天两头不断，由不得人就烦了。渐渐对旅客态度也就变差。时间一长，养成习惯，自己还不觉得。
记得那年冬天，一个中年旅客要实五十四次到华县的车票。我告诉他,五十四次在华县不停。他好象听不清：“嗯？”
我又说一遍。他还是“嗯？”
—连三、四个“嗯？”我火了，“你‘嗯’啥？一边去！”谁知他愣了愣，又把钱重新递进来：“我买到华县。”
我气得光想发脾气。看看外面那么些旅客，又觉着不好。想了想，我也侧着头，“嗯？”
“我买到华县。”
“嗯?
”
周围好些人哄地笑了。这个旅客明白过来，脸涨得通红：“你这是啥态度？！”
“啥态度，”我说，“好态度！你算算自己‘嗯’了多少声,
我才‘嗯’两声，你就不耐烦！”说着，我“啪”地关上窗口。
说实话，当时还觉得委屈，关上窗口，噘着嘴生气。
没隔三天，我又和一位到四川去的旅客大吵一架。原因是他付款用满满一手绢硬币。我让他去商店换成整钱,
他不干。于是我干脆来个不售票。
那天吵得真凶。他气得脸色苍白，骂我“混账丫头”，我气得嘴唇直抖，回他“四川耗子”！
吵架的第二天是春节。小路约好到我家去。
你们可能不知道小路，小路叫路炳祥，是机务段的副司机。我俩要好半年多了。可谁也没好意思和家里吐露。结果约好春节他先到我家，待以后休假我再去他家。
那天,我一大早起来，把这事吿诉家里，心里又高兴又害羞。我妈可慌神，怨我不早说。后来小路来了，一看是个精神小伙子，她高兴了，又是淘米又是切肉。正忙的紧，酱油没有了,于是打发我赶快买。
锅里等着用，我赶得气紧。谁知女售货员碰上熟人，正扯的高兴。我等了半天,她还是不过来。我只好叫：“同志，
请打酱油！”
她斜眼看看，不答理。
“同志,打酱油……”
她走过来，气汹汹瞳着：“你不拧开瓶盖，叫我怎么打?”
我听她声音凶得震耳朵，简直愣住了：“同志，你看你, 我又不是来找你吵架……”
“我找你吵架啦?”
“你这……是啥态度？”
“态度不好向你学习！”
“你……你……”我声音都不听使唤了。当下一个柜台里，一个拒台外，顶撞起来。
大年初二值白班，我把这事讲给售票室其他同志听。大家都替我不平。正讲着，雷书记来了，我就又讲给他听。
雷书记听完了，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说：“小韩，你对这种恶劣的服务态度感到气愤，很好你和那位售货都是搞服务工作的。你应当将这件事作为一面镜子，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光照别人，也多照照自己。”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你看看这个！”
我愣住了，赶紧接过看。信是略阳钢铁厂一位工人写来的他写着：
……今年三月初,我爱人生孩子，我们打电报让她母亲赶来略阳照料。两天后回电来了，母亲已经动身。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母亲还没有来。又是一个星期，音讯全无。打电报去询问，回电说早就该到了。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原来，我母亲从來没有出过门，我内弟担心她中转买票时发生差错，特意在纸条上给她写了“略阳”两个字。老人在你站下车后，去售票厅买票。二号窗口一位扎两条短辫子的售票员问她，“到哪里?”她回答，“略阳。”也许是老年人口齿不清，也许是售票员责任心不强，总之，售票员收了钱，
取了一张“洛陌”票，往外一扔。我母亲这时想起兜里的纸条，于是掏出来让售票员同志看。谁知手还没递上去，窗口已经“啪”地关了。我母亲连敲几下，无人理睬。于是她到外面找识字的同志问，问的结果都说是“洛阳”。她听着以为不错,于是完全放心，髙高兴兴地按票乘了车。
结果可以想象，方向完全错了，在洛阳下车后，整整转了一天，最后才明白是到错了地方。我母亲本来就有高血压病，一听误走了一千多里地，当时又急又气，昏倒在地。抬到医院急救时，病情已十分危险。整整十几天昏迷不醒。
后来，医院给我们拍来电报，并附上病危通知书。我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匆匆赶去洛阳……
这件事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很大痛苦。因此，也促使我想了很多。过去，包括我自己，对工作也有马马虎虎、不负责任的时候。但是这件事使我从此懂得了应该怎样对待自已的工作。在我们国家里，无论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一举一动都和人民群众有着多么紧密而又重要的联系。可惜的是，有不少人直到现在也仍然不懂得这些。
那位售错了票的同志，我不知道具体是谁，也不愿意打听。怪谁呢？她有责任。但是又没有责任。这几年，为什
么我们社会风气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本来那么多很好的同志也受到影响？这是我思索得最多的问题。我希望领导上不要过分地责怪批评这位同志。假如有可能，就请把这封信让她看一下，也许会启发她懂得一个人民售票员的责任……
信还没看完，我就忍不住双手蒙住脸，趴在桌子上哭了。我真愧得不行！要是这个同志在信里狠狠骂我几句，也许还好些。可人家不但不责备，还为我开脱。从信里的
语气看，我就能觉出这个人有知识、有水平。可我……我干了件什么事啊！
哭了一会儿，我抬起头，咬住嘴唇：“雷书记，我错了。”雷书记看我真是难过，就再没说重话：“小韩，你说说，你错在哪儿了？”
“我不该这样对待旅客.”
“还有呢？”
“小韩，雷书记说，我说的也许不对，你可以反驳。我觉得你最主要的是对售票工作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不然你脾气挺好，为啥独独对旅客不耐烦呢？咱们每天接触的这些旅客，有些是要和分别多年的亲人团聚，有些是去完成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每天该有多少怀着十万火急心情的旅客排在窗口！咱们售票员的一举一动都和国家建设、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啊。”他停了一会儿，看看我，又说，“就拿那些从不出门的山区农民来说吧，你对他们的问东问西最不耐烦。可是你想过没有，……他们在旧社会能坐上火车吗？
可今天，坐上了！别看他们外表似乎不很精明，其实他们内心的感受比任何人都深刻。售票员可以给他们传送党和毛主席的温暖，传送当家做主人的自豪；也可以剌伤他们的心。小韩，你说说，你给他们送的是什么……”
雷书记的声音很轻，不紧不慢。可我觉得真象一把重锤在我心上敲打着。我低关听着想着，忍不住眼窝又湿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过得一夜没睡着。
就从那天起，我的工作态度有了转变。也巧，第二天，—位旅客买去大连的票，我对他说：“二十九块九，他没递钱，侧着耳朵问：“多少？”我又说一遍，他还是问：“多少？”我大声再说一遍，他还是不递钱。
要在往常，我早就发火了。可今天有决心，不管问多少遍，决不耍态度。最后我又在纸上写票价给他看。他这才掏钱买票。
买了票他不走，迟迟疑疑地站在那里。
我向他：“同志，你还有什么事吗？”
他突然趴在窗口，感激地说：“小同志，你真好！”说着指指耳朵，“我害耳病，听力差……人家都对我发脾气……谢谢你啊！”说着，从提包里掏出一个红鲜鲜的大苹果，双手捧着要递给我。旁边旅客们看见，当时就鼓掌。
说实话，从坐在窗口的第一天算起，我还从来没有觉得旅客和自已这么亲近。我双手推让着那个苹果，由不得视线都模糊了。
打这以后，我更严格要求自己。我发现旅客中听力差的人很多。就仔细琢磨原因。我跑到窗外亲自当“旅客”，
这才发现由于售票厅人声嘈杂，所以向窗里说话听得很清， 而朝外说话却只能听个模模糊糊。
这个发现对我震动真大。一连几天我心里都非常沉重。想想看，多少旅客明明听不清话，我却认为他们是胡搅蛮缠。这真是主观主义害死人！
说也奇怪，思想感情一变，为旅客服务的点子也稠了。我把“安阳、南阳”“襄樊、湘潭”“新安、西安”这一类容易听混的站名都写在硬纸牌上，碰上说不清，就让他看牌子。旅客们来自袓国四面八方，相同的站名会念出十几种不同的音。我就努力学习各种方言的听与说。
售票员小朱知道了，也主动帮助我。小朱在售票室年纪最小，可热情真高。她嘴灵巧，又在文艺宣传队演过节目，上海话、广东话都能来两下子。她天天教我。我俩没事还练打算盘，画全国铁路示意图，还把全国各大站的里程、票价写成标签，贴了满屋子，得空就背。那些天我真是人迷，早上醒来背，晚上睡觉前背，上卞班在汽车上也背。
过去，小路和我一闲下，不是去看电影就是上渭河边玩。可现在，碰面我就让他帮我练习记里程、票价。他提问，我答。我妈过意不去，说，“这丫头，疯了？！好容易休息，啥‘公里’‘母里’的！”
这样，过了三个月，我售票顺利起来。到年底，我已无差错地售票二十万张。那天，雷书记拿着一厚叠信来找我,
说：“小韩,你的信!
”我吓得心里扑通通乱跳,以为又粗心大意出了事。拆开看，才明白全是表扬信。其实这些信早就来了，不过雷书记真有原则，从不随便夸奖我。
雷书记乐呵呵地说：“小韩哪，这信上夸你成了‘电子计算机’了！你平时是个爱丢三拉四的人,这票价、站名倒记
得这么好！嗯，这里边还有点哲学呢！”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小朱擂了我一下，也大笑了。
小韩讲到这里，停住了。我看见桌子上有茶杯，就倒杯水递给她。
“这中间你没遇到什么困难吗？ ”老石突然间。
小韩沉默了一下，继续说——
那是一九七六年三月间，当时社会上好多是非都颠倒了。站上有人给雷书记贴大字报，说他是走资派，我想不通，
又有人开始挑我的岔子。
事情在我入团的问題上瀑发了。售票室团小组同意我人团，交到支部会上讨论。谁知站团委书记暗中发动几个人整我。那天我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心情激动地参加支部
会，还带了个笔记本，准备认真地记下大家的批评意见，以后好改正。哪知听了没十分钟，我就记不下去了。头一个提意见的说我，“思想认识模糊，不敢反潮流”；第二个说我，“政治不挂帅，走白专道路“；第三个更厉害，点名要我回答：雷德明是不是让你看过略阳钢厂一个工人的信？说什么“那封信跟反革命污蔑信也差不多。现在社会风气怎么不好？这些家伙对革命特有的秩序就是觉得不舒服！雷德明拿这样的信教育你，这是他搞反革命复辟的罪证！”还说我“纯粹是走资派的走卒”！
这还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围攻吗？气得我浑身打颤。有几名团员不服气地站起来替我解围。小朱气愤地指着那几个人说：“你们说小韩姐这个那个，我看你们是眼红小韩姐！旅客光表扬小韩姐，不理睬你们。你们气不过！活该，气死才好！”她让人家气死，可话没说完，自己倒气哭了。
第二天一早，售票室门口贴了几张大字报，内容全是攻击我，捎带也有小朱。有一篇大字报还说我们有黑后台。不知谁画了一幅漫画，画上一个扎短辫的人正仰面朝天背里程表，不提防头碰在一块大石头上，额角鼓起老髙。抬头一看，石头上四个字“方向错了
”。后边还有一个留长辩的人鼓励说：“没错！往上碰！”
我可真有点儿受不住了，伤心、难过。我真想不通，千错万锴，为人民服务也有错？！委屈死了。我眼睛发愣，谁也不看，最后转身跑进售票室，把那些写满站名的纸牌一抱，
狠命往地上摔。摔完以后，还想跺它几脚。一抬头，雷书记进来了。
说起来丢人。我的泪水本来还在眼窝噙着，这一下怎么也控制不住，哗哗往下落。我浑身颤抖，半天“哇”地哭了。我跺着木牌说：“我再也不干这号傻事！再也不干了。
我和牛一样，没黑没明地干活，结果却挨鞭子……活该！活该！谁让我爱当牛!”
雷书记不搭话，光抽烟想什么。等我哭劲小了，他才眼皮不抬，淡淡地说：“小韩，你是不是觉着你做的是好事，该大家都来拍手拥护你?”
他这话真扎耳朵。我抬起头。
“如果那样想，我就告诉你，你错了!
”雷书记还是不慌不忙说，要是事情都这么简单，全国几亿人，人人就都成雷锋了。”
接着，雷书记把我摔掉的纸牌子一张张拣起来，轻轻拂着上面的泥土：“你……不愿意干傻事，不愿意当‘牛’。小韩，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有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家，解放前，为了使千千万万的奴隶得解放，得到美好的生活他投身于革命，爬雪山，过草地，把所有难以想象的苦都受了。
“全国解放后，他从来不图休息、享受，照样日夜为人民辛勤操劳。他工作紧张的程度是无法形容的。他不分春夏秋冬,不分白天黑夜。人家都说，他办公室的灯光是永远不灭的。
“他地位很高。但是他照样穿打补钉的衣服，到普通的工人、农民那里去，吃他们的咸菜、窝窝头。他休息得实在太少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联合起来写大字报，要求他休息，要求他注意照顾自己身体。他看了大字报，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但同时又说，年纪大了呵，得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他说过，他是人民的牛。实际上，他终生都在热情地当人民的‘牛’。多少年来，他总是抢着把最累、最苦、最重的担子压在自己身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呕心沥血，为人民拉犁耕田，播种幸福……”
“后来,他终于累病了。病的很重。就在他病的期间，八亿群众中间流传了许许多多关于他的病的传说。但是把所有的传说归结起来，内容只有一个，就是无论经过多么复杂.
曲折的过程，他的病治好了——小韩，群众是多么爱戴他，多么希望他能够……”
雷书记的声音突然发料。我听呆了。
“事实上，”雷书记克制了一会儿又说，“他的病却越来越重。他明白自己已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于是更加努力地为人民尽心。他衰弱得说话都困难，可是想着大家的明天，就情不自禁地唱《国际歌》；他自己病得那么痛苦，却对医护同志说，‘去照顾别人吧，我这儿不需要’……后来——后来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出时，整个祖国的江河土地都伴着八亿人民一齐痛突。大家说……说这样的人是不会去世的……”
没等雷书记再往下讲，我就流着泪站起来：“别说了！雷书记……”
雷书记头也不抬，垂着眼睛。
“……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总理！我们的周总理！”
雷书记嘴张了一下，说不下去了，眼里也亮晶晶的涌满了泪水。他双手遮住脸，待了好一会儿，声音象是从很远的地方传出来的：“小韩，你还——不懂，我已经有三十年党龄了，可是每次只要想起周总理，我就觉得自己还没有……入党。”
我用手绢擦着眼窝，还没张口,就听见门口谁叫了一声
“雷书记”。原来是小朱。她不知道啥时候在门口听着。她跑过来，拉住雷书记双手，眼泪顺着脸腮直滚落。她突然又转身扑向我：“小韩姐，我，我也要为人民给‘牛’。”
我一把搂住她。我俩都哭了。
就从这天起，我好象突然长大了好多。我过去就不太爱说话，那几天话更少。大家都说我变了。小朱从那天后，也发生了变化。她是个爱唱爱笑的人，可那几天，一声不吭，老是呆坐着想什么。我知道，她是憋着一股劲儿哪！在我们刚刚开始的生活道路上，这是一个多深刻的触动啊！我俩暗自订了比赛计划，看谁替旅客着想多，看谁业务水平提高的快。我们还注意观察旅客的一般规律和要求，总结出外出人员三怕：一怕到站和下站时间不好；二怕下车后赶不上衔接的交通工具；三怕找不到单位、旅馆和所去的地方。
于是我们进一步背诵局内各次列车在各站的到发时间、省内主要城市的各路汽车到发时间，还把北京、上海、西安三个城市的重点医院、厂矿院校的路线图熟记在心。别看这些都超出了售票员的职责范围，只要旅客需要，我就是把“问事处”、“广播室”的工怍全担当起来也心甘情愿。
我和小路约好“五一”节去他家。二十八号那天，小路去拜家找我。那天他一进门，见我正对着墙壁背列车时刻表，脸就阴沉得象块铁疙瘩。
“怎么啦，小路？”
他不吭，光是坐着生闷气。问急了，他说：“玉楠，你以后别再背这些玩意儿了！”
“为什么?”
“你当我不知道！”他有些激动，“你们站上贴了你那么些大字报。你费这么多苦心，到头落个‘白专迷’，何苦呢！”
“小路——”
他打断我：“今天你们团委书记在分局‘培养青年反潮流’经验交流会上，专门把你当个‘反面典型’提出来。你还蒙在鼓里，全分局都知道了！”
我愣了一下，我说：“小路，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想想我这条路走得对不对？”
“想有啥用，报上的话也都是他们那个调调。”他愤愤地说。
“报上的话就那么正确？”
“我管它正确不正确！”小路瞪着眼喊，“可是谁不按报上讲的办，谁就得倒霉!”
说实话，别看他性子急，可从来没有这么粗暴地对待过我。我睁大眼，看着他，心里很难过。我说：“小路，你听我说，我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你压力很大——”
他忽地站起来，喘着气：“对我有压力？！我怕什么！ 一百多斤在这儿搁着，谁想要谁要了去!
”说着,痛苦地振着拳头，“我是不愿意看着你——玉楠!”……他突然转身，门一摔，咬着嘴唇跑掉了。
我们家后边不远就是渭河滩，又开阔又安静。那天下午，我一个人着河滩走去，心里乱七八糟。看觅河边的圆石子儿，我就想起小路曾经和我比赛往河里扔石子；看见堤坝下那棵大槐树，我又想起就在那棵树下，我给小路讲和旅客发生的冲突。那阵子,我还光恨旅客不讲理。他听了光笑，也不说对错心……
越想越不是滋味，我干脆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低着头乱走一通。后来猛一抬头，只见远远的秦岭山笼罩着一层淡蓝色的雾气，渭水同东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太阳光把河水映得五光十色。水天相接的远方，隐隐约约有几只雄鹰在飞掠……真是好看极了！
说也奇怪，有时候大自然的辽阔会使人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开阔起来。我平常脑子里可真是不爱想事情。可这一霎间，历史长河、革命事业、人类理想……这些字眼不知怎么全跳出来，涌满了脑子。我站了半天，看了半天，想了半天，这都是祖国的江河土地呀！就在这些江河土地上，撒着周总理的骨灰。他为大家，为我们年青一代操碎了心。直到现在他的光辉精神也仍然滋润着我们，温暖着我们。他没有个人财产，没有孩子，甚至连自己的骨灰，都献给了一个崇高的信仰和美好的目标,献给了人民和祖国！想想周总理，我还有什么天大压力不能顶住，还有什么个人杂念不能抛开呢？……
不想了。我一口气跑到售票室，边跑，心里大声地说：“不行，不行！不让我好好为人民服务，我不能，不能够！”
后来，我还是照样热心为旅客服务,一有闲空，就帮旅客中的老大爷老大娘去问事处签字。我也不图表扬，也不害怕批评，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还和小朱用星期天时间，专门去西安了解各重点单位的分布图，没事儿就默诵。
那时候报纸上成天登些希奇古怪的文章，我们站上的那几个人也正闹得上劲。经常找售票室其他同志谈话，施加压力，要吓住小朱，孤立我。谁知慢慢的售票室其他同志反而和我们接近起来，比从前更亲密。
“五一”那天，我没见着小路，我怕给他增加压力，也没主动到他家去。有时，真想他。我尽量克制自己,努力工作。
七月中旬，有一天我当夜班。天下着雨，售票厅里人也比往常少。八点半时候，外面突然急匆匆跑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若农民。他趴到窗上，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同志，到西安哪一趟车最快？”
我看他急得这样子，就说：“九点零三分四十六次。”
他掏出钱递给我。又对身后同样焦急的人说：“别去街上吃饭，车马上就到了。”
我给他取了票，忍不住问他为啥事着急。原来，他们是秦岭山区五星大队的社员。队上一位女知识青年喷洒农药中了毒，生命危险。他们从昨晚出发,今天一口气把她拾到车站，准备赶到西安急救。
我看看他们五个人，个个汗流满面，不知多急。于是让一个师傅替我守着窗口，跑去问值班员要来钥匙，让他们先抬进站台。又跑回去把雨衣拿来盖在担架上。几位社员大概很少出门，谢不绝口。
看样子担架上的人病情确实不轻，一个劲儿说胡话，还乱动。那位年纪大些的社员揭开被头，我也担心地瞥了一
眼。就这一眼，我吓了一跳。这个人多面熟讶！可是仔细看看，又不认识。
没容我细想，四十六次进站了。我赶紧跑去买了十几个烧饼，给那位社员说：“大爷，你们一天都饿着，带在车上吃！”那位社员接过烧饼，声音都变了，说：“闺女，你这么好，俺们五星大队贫下中农一辈子忘不了你！”
我感动地说：“大爷，别说这话。你们为了一个知识青年，一天一夜不吃饭，受那么大苦累。要说忘不了，我才真是忘不了你们哪！”
那位社员还要说什么。我看开车铃响了，于是赶紧推他上了车。
车快开了，我猛然想起，车到西安是十一点三十一，往他们要去的那个医院的最后一班车是十二点。他们从来没到过西安，要是问东问西耽误了时间，怎么办？时间就是生命！我急忙掏出钢笔，在纸上画了个路线图。我拿着示意图，紧靠着列车的窗口，给他们讲说好几遍。直到他们完全清楚了，才放心。
车开了。我赶紧退到安全线内。车开出老远，那几位社员还趴在窗口向我招手。
不知怎么的，我猛然想到：要是小路知道我背诵的那些时刻表、路线图对今天拾救一个生命危险的人有这么大的帮助，他保险不会怪我。别看他性子犟，可他懂道理。……
小路现在究竟怎样了呢？
没想到一个星期以后，五星大队的贫下中农派了十几名代表，敲锣打鼓地来车站送表扬信。引得好多旅客围着拍手。那位老大爷还激动地向大家讲述事情经过。不知谁,
把我受压制的事情透露出去，这一下不得了，当场就有好些群众不答应，集体签名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不许打击小韩同志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那天我正好不当班，第二天跑到广场一看，那份大字报就贴在表扬信旁适，下面还有许多旅客用钢笔、圆珠笔批的话：
“向小韩同志学习！”
“小韩同志是我们旅客的亲人！”
“谢谢您，小韩同志，您教会了我该怎样生活和工作！”
还有些批语一针见血地写道：
“谁打击迫害小韩同志，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教导!”
“小韩同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符合历史潮流！反这样的潮流，决没有好下场！”
“不许別有用心的人颠倒是非，压制小韩同志！”
……
你们不知道，那苯我一边看一边流眼泪。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受到这么多人的鼓励和支持哪！那阵子我才真正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幸福。我给自己说：“没别的！海枯石烂，我要一辈子这样做!”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经八月底了。有一天自班，我正售完四十六次的票，还没起身，雷书记来了，说外面有两个旅客，非要见我不可。
我挺纳闷，于是跑出去。原来是那位女知识青年和她的父亲。—见面，两人”呼拉”拉住我的手，亲得不行。她父亲说：“小同志，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要是没有你，小琳这条命就丢定了！”
我以为他是客气，就说，大伯，您太客气了，我能起什么作用？要谢还是谢那几位贫下中农。”
“不，都要谢！”小琳抢着说大夫那天说，我这条命是拾来的，要是再晚一半个钟头,就没法抢救了！我们队贫下中农一听这，都说这头一功该记你。不是你,这两个钟头怎么也得丟！”
他们越这么说，我越不好意思。便忙问小琳：“你病完全好了吗？”
“好了丨完全好了！”她活泼地说。“大姐,我爸爸在车上就说，下车不吃不喝不回家，也一定要先谢谢你，说着，天真地拉着我的手，“大姐、大姐”叫个不停。我看着她红扑扑的脸，真是让人喜爱！心真要有这么个妹妹，可是不错！
想着,我不由脱口而出“我象在哪儿见过你，怪面熟的。”
“是吗?”她仔细瞧着我，又大方又天真，我好象是头一次，你在哪儿见的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只好摇摇头。又说了一会儿话。
我要去售票了。
小琳对她父亲说：“你先回去。我就在这儿等大姐下班， 一块儿到咱家去。”
我一听，忙劝她。但是她怎么也不依。没办法,我只好先去售票。
本来,我不会应酬人，到谁家去都局促。可今天，人家那么热情，那么诚意，实在是推不过去，只好和她一块儿去。小琳快活极了，拉着我的手又说又笑。
到了他们家，她妈妈早就等在门口。我刚进门，她就一把把我拉到屋子中间，摸着我的头发，左看右看，嘴里连夸带谢，弄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小琳不知啥时候出去了。一会儿跑进来，身后好象还跟着谁。可那人到了门口，却怎么也不往屋里进。小琳奇怪了：“进来呀！进来呀！来看看大姐嘛！你这人，今天是怎么了？”
门外那个人这才磨磨蹭蹭地跨进门。我一看,情不自禁呆住了。你们猜是谁？是小路呀！
小路低着头，眼睛想看又不敢看我。那阵子，他脸色红得象染了颜色。他说我一听说这事……就想着……是你。”
小路的父母亲和小琳全糊涂了。小琳一个劲儿问小路“哥，哥，你们认识？”
小路不回答，转脸对着他父亲说，“她就是……‘五一’
说好……来咱家……”
小琳扬起眉毛，恍然大悟。她兴奋得“呀”了一声，跑上来抱住我：“哎呀，大姐！大姐！嫂——”她停住口，蹦眺着拍手，“我知道了！知道啦1”
这一下可真不得了，全家那个热乎呀！小路的母亲嘴一笑得合不住；小路的父亲大声叫小路妈：“光站着干啥?还不快去给客人张罗张罗！”
那天晚上，一宣到十点多。小路送我回家去。我俩不愿坐汽车，就拣僻静些的路走。小路说：“玉楠，你知道不……
这么长时间，我一直想去找你，可又怕……”
“怕什么呀？”我问他。
“怕你不理我。玉楠，你还生气吗……我要找你是想对你说一句：我错了。”
我听着他的话，心里那个翻腾别提了。“小路——”我叫了他一声，接下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看着他，想笑，可是不知怎么，眼里却叫泪水遮模糊了。
那天晚上，我真高兴！真激动！
小韩讲到这里，脸上泛起一层羞怯的红晕那双长睫毛也由于激动而垂下了。
我们听得入神，正要请求她继续讲，她突然“呀”了一
声，看看表，站起身说，你看，光顾讲，羞点儿把正事都耽误了！”说着，红着脸跑回售票窗口。
没办法，我们只得告辞。小韩拉开窗，微笑着向我们表示道歉。随后面向旅客，表情认真、和蔼……
走到门口，不知为什么，老石和我同时停住脚。我俩怀着尊敬的心情，望着她售票的窗口好久、好久……
197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
（《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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