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杨女士去茶馆打牌后遗落5000元现金被服务员归还。杨女士丈夫到茶馆领回现金时给服务员200元酬谢。回家后，杨女士觉得不应该给酬金，夫妻俩到茶馆当着茶馆人员的面起了争执，最后当事人退回了200元。杨女士认为服务员这种行为不对，打电话给报社希望曝光。（6月14日《新快报》）

  拾金不昧是美德，多少年来一直被颂扬和提倡。作为失主，用一定的物质方式对拾金不昧者表达感谢，也是一种非常朴素的自然流露的情感。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将拾金不昧与“接受物质感谢”二者联系起来，“拾金不昧者”的道德形象，往往会在人们心目中一落千丈。似乎接受了酬金，事情就变了味：拾金不昧者便不再是那个不昧金钱的人，失主与拾金者之间从之前朴素的道德情感依附，瞬间变成了纯粹的金钱交易关系。或正因为此，杨女士才对接受酬金的服务员心生不满，产生争执要回酬金，甚至打电话希望曝光。

这种有着特殊“道德洁癖”的心理，在我们的文化中，其实占据了相当比重。似乎不接受酬金，是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也是拾金不昧者理应自我约束的的道德规范；而一旦接受酬金，便立即站到了道德的对立面。而对失主来说，对拾金不昧者表达感谢、付出酬金，更多表现的其实只是一种姿态。一旦真正付出真金白银，恐怕就并非那么心甘情愿。这一点，从服务员收取酬金后，失主杨女士的激烈反应便可揆诸一二。而此前，西安一位捡破烂的杨师傅在归还失主钱包时，向对方索要10元早饭钱，也引发了争执，被失主斥为“人类的渣滓”。

不过，倘若说拾金不昧是一种纯粹的德行，拾金后不接受酬金，也是一种道德自律甚至做人原则，也即“宁可天下人负我，我却不负自己”；那么，失主对拾金不昧者表达感谢，包括物质上的感谢，则更应该是一种感恩的道德：一个人只有对施恩者表达充满敬意与谢意的感恩，才是真正对美德的尊重，也是对自我良心的交代。如果说拾金不昧拷问的是道德良心，那么对拾金不昧者表达感谢，则更拷问感恩的良心。放在道德天枰上，对两者的评判本不应有任何偏斜。

　就像广州那位捡拾了数万巨款，后又笑纳失主酬金的绿化工人唐同解所说的那样：“我捡了钱还给失主，我是凭良心做事。他不给我，他这是不讲理，不讲良心。他给多少都行，但如果一分钱不给，我会找他要说法。”

需要承认，捡到遗失物，要花费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保存和返还物品，如果导致遗失物损毁的，还要承担相应责任，拾金不昧者往往需要付出较大成本。反观遗失者，往往并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就可以坐享“物归原主”的权利。抛开道德层面的评判，在权利责任上，两者就存在天然的不平等，物质补偿拾金不昧者，并不为过。

这些年来，人们一直感叹“好人难做”，其实就在于，做好人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甚至会轻易背上道德负累。或也是为了弥补这种成本，此前，广州就曾通过法规硬性规定，失主可按遗失物价值的10%自愿奖励拾金不昧者，拾金不昧者索要报酬具有正当性。法律介入道德，虽曾引发舆论争议，但当道德衡量处于不平等的时空中时，法律接位只是顺势而为。对失主杨女士来说，既然给出了酬金，与捡拾者之间就已经形成了契约关系，随意撕毁契约，却去凌空奢谈他人道德，不但有违良心，更背离契约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