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河北张家口7名村民被指控为了“多领”拆迁补偿款，组织村民假上访“敲诈政府”。河北张家口7村民“敲诈政府”案有了最终结果：贾文等日前收到崇礼县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检方认定7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6月2日《新京报》）
 上访的理由各有不同，“敲诈政府”的罪名安置却都从来不缺乏案例。就在前两年，河南灵宝的王帅只因为在网上反映当地府违法拆迁的事，就被当地警方以“诽谤政府罪”为由，进行跨省追捕；同在去年，河北沧州农民因到北京反映诉求就被认定为“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这一次，同样是通过上访表达正常的拆迁权利诉求，河北张家口村民再获敲诈政府”罪。尽管此事历经波折，但所幸，最终他们被检方作出绝对不起诉的决定，并有望申请国家赔偿，也算守得云开见月明。
 虽然我们不知道，当地检方最终撤诉的原因是什么。但从这一事例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司法只有回归了法治理性，才能最终抵达公正的彼岸。在此案中，检方此前的上诉书曾称，塞北管理区为平息上访闹事，找到贾文等人，劝阻他们停止上访闹事，贾文等向管理区提出了7人户房屋补偿款要求达到20万元的停止上访闹事条件，后经交涉，迫于压力，最终塞北管理区同意了贾文等7人开出的包括房屋协议价在内每户达到16万元的勒索要求，至此上访事件平息。
 这份上诉书的荒诞之处在于：民众反映正常权利诉求的上访，却被认定成了“上访闹事”；而通过谈判达成的赔偿协议，却又演变成了“勒索”。上访本是法律赋予公民表达诉求的合法权利，通过上访达成自己的权利诉求，也同样是公民的权利所在。但在一些基层政府眼中，如何应付上访的人群，却又往往成为最头痛的问题之一。为了阻止上访户们越级上访，为上访户配置“专人保镖”定点蹲守、陪吃陪喝者有之，将上访户们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者有之，设置特殊“宾馆”软禁访民者有之，给上访户扎针送精神病院者也有之。正是在这样的基层法治生态下，“敲诈政府”罪应运而生。
 有些基层权力者的逻辑很奇怪，当权力者有利所图的时候，基层政府就是高高在上的衙门；而当老百姓做出批评或者通过上访要求他们做出赔偿时，又立马变成了易受伤害的弱者，不是被“诽谤”就是被“敲诈”。可是，正如此前一些被判“敲诈勒索政府罪”的农民家属所质疑的那样：“有人敢敲诈政府吗？”从某种意义来说，选择上访，实际也是民众相信能从更高权力者那里，合法寻回自身权利的一种表征，既然对政府依旧怀揣希望，又如何敢动辄越界敲诈政府呢？
 “敲诈政府”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正因为如此，在“敲诈政府”罪横空出世，并遭受民意一片挞伐之声以后，很多这类案件最终都是隐匿在民众唾沫之后，悄无声息地不了了之。从此意义来说，此番河北张家口崇礼县检察院针对“敲诈政府案”，最终公开作出绝对不起诉的决定，这种纠错的态度值得激赏。它至少反映出，对一些案例的司法处置只有回到司法的场域中来，而不是权力动辄介入司法，这类判例才能真正回归司法理性，并抵达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