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车改革，一位专家曾说过：“公车改革16年无头绪，每年支出已近2000亿”。自打上世纪80年代公车开始大量驶入公家之后，各种管公车的红头文不知道发了多少轮，从多大官阶配多大车的标准制定，到公车不得私用的硬性规则，可面对这些约束，公车使用似乎始终“软硬不吃”。多年的公车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公车改革治理，迈出任何一步都殊为不易。从此角度来说，在公车改革治理上对全国公车来一次全面彻底的摸底，这一跬步的积累，当是漫长的公车改革之路上，具有意义的一步。
    近日，一份《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和使用情况自查登记表》下发至各地党政机关，要求各部门单位对公车逐辆登记，不允许遗漏、瞒报，在6月底前确保100%的车辆登记，填表造册，彻底摸清车辆总数。同时，按照要求，党政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情况，也要予以登记摸底。需高于标准配备更新公务用车，或者配备更新越野车的，只需审批备案。（5月18日《济南日报》）
     就在一个多月前，北京市率先公布了全市公车的数量，在公车数量摸底乃至信息公开方面，可谓做到率先垂范。尽管面对公布的全市六万余辆公车的数据，人们颇有疑虑（这又涉及到公车摸底的统计口径问题），但仅就该市在公车改革上通过信息摸底，主动接受公众监督，实施公车信息公开这一做法，应值得肯定。
     众所周知，公车使用的几大顽疾：公车私用、公车高额花销及超标配备。除了公车私用，公众最不满的，就是在公车使用上随意浪费公帑，挥霍纳税人税款。也因此，此次全国公车摸底之后，公众迫切希望了解到的，除了真实可信的公车数量，还有公车的使用和管理情况———究竟这些公车花费了多少银两，是否花在该花的地方。因此，在公车信息摸底之后，应将这些数据及时向公众开放，不仅要公布公车存量，对公车的品牌型号、车牌号乃至使用部门、个人信息进行详细公开，还需要对公车的使用情况，比如单车的消费情况进行统计。
     当然，所有这些公车信息的公布能得到有效监督的前提是，这些数据必须是真实有效的。这就回到了前文所述的情况，如何在公车摸底时，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避免因统计口径造成的数据与公众感知不符等问题。这除了如文件所要求“逐辆登记，不允许遗漏、瞒报”外，恐怕还需要引入严苛的统计监管乃至惩处机制，甚至让社会监督介入。
     在这方面，执著于业余偷拍公车的河南人吕建福可为殷鉴。在公车监管上，无论是探底式的公车数量摸底统计，还是日常的公车使用监管及至信息公开，除了监管惩处、公车预决算等内部监管之外，的确仍需要为吕建福式的公民监管打开通道，这也是公车信息向公众开放的重要一环。也只有在公车监管上对公民及社会介入持欢迎态度，公车改革也许才能真正摆脱过往百转千回却始终止步不前的窠臼。
     在公车改革方面，我们已有太多的前车之鉴。要想让公车监管真正纳入常态机制，除了将公车信息公开常态化，恐怕还需要在公车编制、审批、预决算乃至内外监督、惩处等方面多管齐下，让信息公开与相关配套制度相融合。否则，在公车摸底这样的改革之路上，公众也许早已过河，而我们的改革却始终还在摸石头。在这公车摸底的第一步，就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