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都叫他刘哥。

没人问过他的名字，一是他不说，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二是他在我们眼中，是个神一样的人物。他让我们叫他刘哥，已经很给我们面子了。

刘哥大我十一二岁。一米七八的身材，肩宽，腰细，筋骨人，不属于虎背熊腰那种，但很结实，很精神。他坐在虎背熊腰的孙厂长面前，竟然翘着二郎腿，欧着北京话，尽管他和我一样，都是地道的“川耗子”，成都人。

那时有个传说，说孙厂长亲自给刘哥点烟，刘哥则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享受这种待遇。——没有人亲眼看见这一幕，但大家都这么说，许多人也就信了。

刚进学工连时，孙厂长给我们讲过一次话。话不多，和蔼中带着威严。看见平时说话很凶的学工连凌指导瓜兮兮在旁边频频点头，我猜想这个孙厂长才是真正的狠人。刘哥敢翘着二郎腿让孙厂长给他点烟，一定也是个有来头的非凡之人。

刘哥穿浅灰色的确良短袖衬衫，从露出的胳膊看，肌肉紧致。如果在今天，会被人们认为是常去健身房那种。但那时不仅没有健身房，我头脑中连这个概念也没有。

我那时二十出头，在小凉山麓大渡河畔这个省属重点厂做学工，月工资18元，每月伙食开销之外，可以省下2-3元。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把钱攒起来，买一件漂亮的的确良衬衣，把自己打扮成刘哥那样。

刘哥有三件的确良衬衣，两件长袖，一件短袖。每一件穿在他身上，都像是专门为他订制的，使他显得高贵，潇洒，风度翩翩，无怪乎那么多女孩喜欢他。

其实，刘哥也只是个技术员，没有任何官衔。但因为他不是我们厂的人，所以不管是凌指导还是孙厂长，都管不着他。而且，因为他来自成都，负责指导我们这个新建木材厂的水电安装，反倒是孙厂长有求于他。

刘哥长驻我们厂，厂里给了他一个单间。他想必很寂寞，所以不怕屈尊，竟然不嫌弃我和我几个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的小伙伴，给我们讲故事，讲他看过的电影和小说。他讲故事时，我总是专心听，一边听，一边羡慕他读过那么多精彩的书，看过那么多精彩的电影，恨自己生不逢时。

有点奇怪的是，他明明可以说成都话，一讲故事，就操起了普通话。

有天晚上，坐在大渡河畔一根粗大的原木上，他给我们讲印度电影《流浪者》。——“流浪者的故事，发生在印度一个古老的城市，孟买。”——他照例用普通话开始他的讲述。我至今仍记得，孟买这两个字，孟字拖得很长，带着明显的后鼻音。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我望着完全沉浸在讲述中的他，望着月光下他那张瘦削、棱角分明的脸，感觉他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但他喜欢我，常借书给我看。《拜伦诗选》啦、《莱蒙托夫诗选》啦，都是很合我口味的书。

他有句挂在嘴边的话。每次讲完故事，都要重复一遍：“中国的文艺复兴就要来了。”

那是我一生中最枯燥、最无聊、最饥渴的时期，我莫名其妙地烦躁，总觉得在浪费青春，不希望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但又不知道怎样改变。只有读书，只有听刘哥讲故事，才会暂时忘掉所有的烦恼。我常常觉得，刘哥自己，就是艺术的化身。他是为我这样的文艺小青年而生的。儒雅、刚毅、风流倜傥、落拓不羁。

那时，我还没有女朋友。但我知道，学工连几个长得好看的女工都暗恋刘哥。杨启南和我同班组，一直在追学工连一名叫陈启华的厂花，照理说他俩也很般配，陈启华却口口声声说，要嫁就嫁刘哥那样的人，搞得杨启南十分自卑，十分郁闷，后来得了急性肾炎，在厂医院住院期间，每天把护士发的药扔进厕所，终于病情加重，尿毒症死了。

我们厂是新建的厂，一座座厂房和宿舍在荒凉的河滩拔地而起，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我和我的小伙伴，心情却很暗淡。我们都是成都人，本指望从农村出来，能够通过招工回成都，不料却来到这里。虽然从知青变成了工人，却仍然是山里人，终日和一些不读书没文化的“老果果”打交道，一个个灰头土脸，打不起精神。

想不到有一天，大家的眼里终于放出了光彩。原因是有支成都的歌舞团来厂里演出。——嗨，那帮人，真的是个个人才出众，漂亮得就像神仙下凡。尤其在舞台灯光的加持下，更是容光焕发，激情四射。

我们厂的老工人，都是河对岸森工局调过来的，一辈子在大山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仗，看得两眼发直，合不拢嘴。

这支宣传队中，最出众的，是跳单人舞的邹晓琴。她杏脸桃腮，眉目传情，堪比专业的舞姿中，满满地都是青春活力。可惜台下的观众，大多不懂艺术，只盯着她圆圆的屁股细细的腰肢，看得目不转睛。

邹晓琴谢幕的时候，刘哥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朵鲜花，大剌剌地走上台去，把花献给邹晓琴。然后，拉着她的手，向大家宣布，我和她早就认识，我俩是好朋友。

就在那天晚上，邹晓琴半夜去刘哥寝室，和刘哥睡了一觉。邹晓琴的男朋友，唱郭建光的贺乔山知道后，和刘哥打了一架。

贺乔山浓眉大眼，大嘴，宽阔的下颚，唱郭建光时，把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的郭建光模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显然不满足，借谢场之机，唱了一首《我的太阳》，声音高亢，响遏行云。

他唱歌有个习惯，喜欢把粗大的手掌放在耳边，说只有这样，才能听到自己真实的声音，知道自己真实的效果，否则不过是颅骨内的回响。

他和刘哥，像普希金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样，举行了一次决斗。没有枪，也不用刀。赤手空拳，按拳击的方式，不出腿，不抱摔，用成都话说叫“打砣子”。

他们两人站在大渡河边，长长的影子躺在洁白的沙滩上。刘哥身材偏高，手臂较长，贺乔山身材偏宽，更显粗壮。刘哥力量不及贺乔山，但比贺乔山灵活。角斗了半个小时，各有胜负，最后都累得躺倒在沙滩上。

不幸的是，刘哥左眼角挂彩，裂了两公分的口子，去厂医院缝了五针。贺乔山脸上，虽然也青一块紫一块，但毕竟没有流血。

毫无疑问，我是站在刘哥一边的。我抱着刘哥衣服，和我那帮小伙伴一起，虎视眈眈地盯着贺乔山的同伙，防止他们插手帮忙，虽然他们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决斗结束后，也是我，陪着刘哥去厂医院缝的针。我还帮他证明，不是打架，是不小心撞在了机器包装箱的棱角上。

不久，水电安装工程完工了，刘哥也要回成都了。临走那天，他送我一本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外加一件的确良衬衣。

——那件衬衣，穿在我身上偏长，刘哥打量一番后，摇摇头，说：不合适。算了。我给你一点钱，你自己买件合适的吧。

他给了我十二元钱。十二元，在那时，是我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二。

送刘哥去马嘶溪火车站时，我问刘哥，你真地翘着二郎腿，让孙厂长给你点过烟吗？刘哥笑了笑说：哪有那事。都是人们瞎编的。我其实有求于孙厂长，想请他帮忙解决我弟弟的工作问题。

这证实了我最初的猜测。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一传说。刘哥身上，有一种优雅的、诗人般的气质，不像编这些故事的人那么粗俗，他一直活在他读的那些外国小说里。

我又问：你和邹晓琴，真地早就认识吗？刘哥说：岂止认识，她曾经是我女友。后来虽然分手，时不时还互通书信，聊聊文学。

刘哥知道我喜欢文学，分别时，又重复了一次：中国的文艺复兴，不会太久了。

然后，他接过我帮他提着的行李包，上了火车。

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刘哥。他的弟弟在他离开不久后进了我们厂，被安排在纤维板车间上班。他带来几本书，说是刘哥送我的。

刘哥的弟弟比我大几岁，长相和气质跟刘哥南辕北辙，沉默寡言，泯然众人。他好像不太喜欢他哥哥，不愿和我多谈。

六年过去了，刘哥期盼的“文艺复兴”并未到来。我也看不到任何回成都的希望。我的工资，已经从18元涨到了32元，也有了女朋友，正开始考虑结婚。就在这时，我突然听人说，刘哥精神失常，进了精神病医院。

我不相信，向他弟弟求证，他证实了这一消息。

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愣了好一阵，喃喃地说：“这，这怎么可能？”

他弟弟说：“他性格一直有问题，与众不同，自以为是。你接触他那段时间，已经初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