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玛去世的消息，我是一个月后才听说的。那天晚上，我梦见他在空旷的校园里绕着圈走来走去。模样还是当年的样子，神情却很落寞。

四十年前我考进三江大学中文系的时候，就听说朱玛是一位牛人。一位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朱玛是中文系唯一一位专门研究电影的专家，也是全国唯一一名在电影理论方面有深入研究的学者。那位同学说，电影界虽然有很多著名的演员和导演，但在电影理论方面却一直很欠缺。人们依据的，始终是苏联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人的老一套理论。电影界缺乏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电影史、电影理论的研究；也缺乏对中国电影史、电影历程的总结。朱玛正在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

我对这些一窍不通。但第一次见到朱玛，便不由得有种崇敬之感。

朱玛相貌堂堂：浓眉大眼、丰颐广颡；穿着总是一丝不苟，发型也讲究，和中文系一些不修边幅的老师形成鲜明对比。他讲电影课时，我坐在下面望着他，感觉他本人就有做演员的资格。而且一旦出场，必定扮演正面人物。他说话有一种气势，让人想起电影里那些一身正气的演员如王心刚、张勇手。

他也是中文系一些女生的偶像。不光因为自己长得帅，也因为他妻子长得妩媚娇娆。那时的朱师母，虽已年逾四十，仍然风情万种，让人想象年轻时的他俩，一定属于传说中金童玉女那一类。

八十年代中期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分配在朱玛所在的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由昔日的学生，一变而成了他的同事。我仍然视他为老师，尊敬之外，工作上生活上都很注意倾听他的意见。朱玛属于有见解敢发言的人，无论教研室小会还是系上的大会，都能见到他站出来说话。他声音洪亮，有理有据。系上一些事情，我虽然弄不清来龙去脉，是非曲直，他的发言却使人感觉很能主持正义。他有领袖气质，有人格魅力，却不知为什么没有成为系主任，连教研室主任都不是。

那时他的兴趣，似乎更多在专业方面，且一旦做起事来就很投入。有人说这就是重庆人的性格，耿直，较真，一根筋，不弯弯绕。我不知道重庆人是否都这种性格，但朱玛给人的印象确实如此。

他出了好几本书，在当时显得很有份量。他写书，据说把全家都动员起来帮他搜集资料。其中厚厚一本电影史，详细介绍了几百部世界著名电影，据说就是这样弄出来的。

此事很能凸显他的性格。他喜欢单干，至多以家庭为作坊，跟别的教授不一样，很有自己的个性。教研室另一位教授则恰恰相反，喜欢集团作战，曾组织中文系众多学生编写大部头《美学词典》。为保证质量，甲同学撰写的词条，再由乙同学修改；乙同学撰写的词条，又交给丙同学修改。修改来修改去，最后作者自己也不知哪条是自己写的了。朱玛不这样做事，他有自己的原则，写书编书，基本不拉学生入伙，和后来大学扩招，手下常年拥有几十名博士生硕士生，让学生充当劳动力写书，然后自己署名的教授截然不同。

——朱玛原名朱先贵，后来却成了系上最先富起来的人。

早在八十年代末，他就有一辆汽车，此外据说还有一辆摩托。他对我说：小冯，你小有才气，不许骄傲哈。三江大学是藏龙卧虎之地。能人多的是。之所以不显山露水，一个个默默无闻，是经济上不自立，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人，只有经济上获得独立，人格上才能独立。

那时候，大学老师确实很穷。记得有一次，我为了使儿子伙食较有营养，曾在宏济路农贸市场，很有辱大学教师身份地捡了一条鲶鱼回家。当时，众多鱼贩子排成一排，不知从谁的盆子里逃出一条鲶鱼，一扭一扭地即将滑进污水沟却无人察觉。我一个箭步上前，掐住它的两腮和大嘴，抓起来便放进我的塑料网袋。忙乱中，差点把我自己滑进水沟。回到家，我很有成就感地把鱼交给太太，太太先是把它养在厨房洗菜的盆子里，因为它不安分，水溅得到处都是。太太只得把盆子端进厕所。却不料脚下一滑，盆子打翻，鱼和水一起冲进了下水道。

朱玛是绝不甘心——也绝不可能——落到这种穷酸境地的。他始终西装革履、气宇轩昂，随时以自己的仪态和风度为人师表。我无法揣摩他的致富之道，只是隐隐觉得，首先，应该是离不开某种先知先觉的理念；其次，应该是离不开某种正确的方法。这理念，这方法是什么，我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那时的我，一边忙于课堂讲课，一边埋头翻译西方心理学著作，汗流浃背地往300个格子一页的稿件纸上不停地码字，基本上无暇他顾，所以也琢磨不出除了微薄的稿费，大学教师还有什么可以改善自己处境的方式。直到进入九十年代，才仿佛脑洞大开，看到了新的天地。

那时，我因为自由化倾向被隔离审查了半年。九十年代初从省看守所出来回到三江大学，发现世界完全变了个样。学术热、思想理论热、翻译西方著作热全都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传统文化热和气功、堪舆、风水、谶纬等神秘文化热。另一个更大的“热”则是“下海热”。许多人辞职下海，做生意，办公司，很快成了万元户、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元户。一时间，举国上下，掀起了“全民经商”的蓬勃高潮。

因为不让我上课又不让我闲着，系上便安排我参与创收。彼时，中文系领导与时俱进，转换思路，由副系主任穆木南牵头，组成创收班子，成立了一个文化开发总公司，旨在挣一点钱发给老师，使大学老师的穷蹙面貌有所改善。

公司倒是成立了，受“文化”二字制约，却只能小打小闹，既打不开思路，更打不开局面。好不容易托昔日校友的关系搞到一张办书店的执照，遂任命我为“天龙书店”经理。

“天龙”二字，是我帮穆总经理想出来的。之所以让我出任书店经理，除了我受处分闲着没事之外，很可能也与某些谣传有关。

八十年代留校任教的那批年轻教师中，我要算出书较多的人之一。早在几年前，我就在三联书店等两家出版社出版过三本学术译著，以至有些同事误认为我已经通过挣稿费的方式，成了所谓的“万元户”。——这些谬传，误导了系领导，使他们以为：既然写书译书能使作者译者成为万元户，搞一张出版发行的出书执照，开个小书店，肯定能赚得更多，让“精通此道”的我出任书店经理，中文系的天龙书店，很快就可以成为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元户。

但事实上我对图书发行一窍不通，根本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建立起全国的图书发行网。受一位先行者的启发，我当时成天想的，是怎样倚靠三江大学的背景和社会上的资源，办一所双语教学的“贵族学校”。我把我的想法告诉系领导，他们纷纷表示认可。正好此时，另一位年轻教师自告奋勇，愿意出来担任天龙书店经理，我便借势出徐州，专心筹办那所“贵族学校”去了。

后来我听说：穆总经理和天龙书店的经理在分成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穆总经理说，天龙书店由书店经理全权负责，赚得的钱七三开，系上（总公司）得七成，书店经理个人得三成。天龙书店的经理说：可以。但有一条，盈利既然七三开，亏本也应七三开。穆总经理一想，是这个道理哈，不假思索，欣然允诺，用系上（总公司）集体金库的钱，给书店投资五万。没过多久，书店宣告破产，五万投资，全部打了水漂。系上按照合同，从书店经理个人那里，拿回了三万五的赔偿。一分钱没赚到，亏了一万五。

系领导和穆总，痛定思痛，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把创收的希望转向朱玛。

——那时的朱玛，已然以自己先知先觉的敏锐、单兵作战的习惯，神不知鬼不觉地涉足股市，而且赚到了大钱。

有人说他已经有五十万；有人说，不止，起码有一百万。这些都是猜测，朱玛既不辟谣，也不证实。他已经不再写书编书，而是一边上课，一边炒股。他有充裕的时间，他开的电影课在中文系是选修课，课时量小，且不是非开不可。系上于是决定，不如索性让他停课，去上海为中文系炒股，变个人行为为集体行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那段时间，我和青羊区政府以及我姐夫那家公司合作，按我的设计，辛辛苦苦，终于建成了我梦想中的市场化九年制双语学校。姐夫希望我下海，担任这所“贵族学校”的校长。我不愿离开三江大学，在证明了自己也能做点实事之后，心满意足地回了三大的三尺讲堂。

朱玛去了上海，发回的消息是首战告捷。这让系上（总公司）对他充满信心。一边给他注入资金，一边在中文系大会上发布消息，让有意愿的老师也拿出自己的个人存款，由朱玛在股市上帮忙赚钱。

那时的老师，哪有多少个人存款啊。但炒股可以一夜之间让人暴富的神话，对不懂经济的中文系老师，先是眩惑，后是跃跃欲试，于是你一万，我五千地把自己的一点家当，都拿出来交给了朱玛。

这些钱，总数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估计至少有三四十万吧，因为出资最多的一位X教授，一个人就拿出了三万。事后统计，加入此次行动的，全都是年岁较大的老师。年轻老师反倒个个按兵不动。不能说相比之下他们更为理性，或者也因为囊中羞涩，没有什么余钱的缘故吧。

朱玛膨胀了，开始不满足做小本生意，而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大兵团作战。他对我说：投入一万，回报即便是百分之百，也只赚得一万；但若投入百万，回报则是一百万。

他本人的资金、系上的资金、老师们的资金，所有这些资金汇总起来，他觉得还是不够，遂开始向银行贷款。当年的股市，方兴未艾，指数一直上扬，炒家只嫌资金不足，根本不考虑风险。

此后发生的事情证明，向银行贷款是一次重大失误。因为如此一来，银行便进入监管。一路上扬的股指，只要稍有下跌，银行为了保护自己资金不受损失，便会果断平仓，卖出全部股票，让向银行贷款炒股的人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此后，股指即使再度上扬，你已经没有回赚的资本，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不仅挽回损失，而且赢得盆满钵满。

朱玛的情形就是如此。他只身赴上海，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捷报频传。最后却因为向银行贷款，走了麦城，落得个铩羽而归。

——自信、好强、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的朱玛，昔日被大家视为共同富裕的“救星”，如今竟成了被人追款讨债的“老赖”。

朱玛被告上武侯区法院。从那时开始，他的工资卡被“债主”接管，长期不再有基本收入，就仿佛已经是被开除公职的人一样。系上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教研室开会，我看着他以前坐过的那张椅子，空空的、孤寂的，有一种被人抛弃的凄凉。

我很想知道他和他家人此后的生活状况，却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随着系上和教研室不再有他的身影，他这个人，仿佛也已经完全被人遗忘。那些年，我们个个都活得忙碌而自我，根本没有时间关注他人。

直到有一次，一家民办学校请我去做一次讲座，我才在那里听说，朱玛一直在那里任课。那是一家很寒酸的学校，我为他们做的唯一一次讲座，隔了将近一年才付给我事先许诺的酬金。

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别的挣钱方式。如果他只能以这种方式挣钱，又没有基本的固定工资，他的后半生，过得多半很艰难。朱玛虽然能干，好强，但年岁不饶人，要重现昔日的辉煌，恐怕已力不能堪。。。

听见朱玛死讯的那天夜里，我梦见了他。他在一片小小的草坪不停地转圈，有点落寞，有点偏执和凄凉。昔日炯炯有神的双眼，有一种老年人的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