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十周年校庆

 

锦城十年了。十年，对一所大学来说很短，对一个人来说却很长。锦城的历史，锦城的故事，需要由许许多多为之付出过爱，付出过辛劳，付出过聪明才智的人来讲。我只能讲一讲我在锦城的十年。

 

1

 

我来锦城相当偶然。锦城建校时，我在川大还未退休。即将退休并已担任锦城学院文传系主任的毛建华说：“你来给我的学生讲讲课吧。讲什么都可以。”毛建华主任是我在川大文新学院的前领导，他有求于我，我义不容辞。对我来说，重讲一遍在川大讲过的课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何况还有额外的课时费，我便欣然答应了。

我没有想到：锦城的学生，对我的欢迎和喜爱，竟似乎比川大的学生还热烈。

那时，我给文传系对外汉语2005级的学生上西方文化课，我讲得很投入，学生听得也很专注。一些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学生，如颇有哲学家气质现在美国读博的何亚虎，如聪明美丽活力十足，扬言要开直升飞机来参加校庆的谢丽菁，如来自外语中学，唱歌和口语都很出色的银笛……都和我有过很多的课外交流。

我也没有想到：刚刚成立的锦城学院，居然别出心裁，很有创意地给我颁发了一份终身教授的证书。

在这之前，我在川大担任过四年比较文学与对外汉语系主任。这个系，也是在我手中艰难起步的，最初简直都没有什么师资。我克服了起步时的困难，面试和选荐了我认为很不错的教师，将本科目标定位于培养双语人才，设计了从中外语言、中外文学到中外文化三个层面的课程，选定过美国原版教材《西方文化》（Western  Civilization），自己编写过《文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Literature  &  Culture: Comparative  Studies）等英文课外读本。

正在我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干得也很投入的时候，却突然之间换届下课了。当然，这完全出于我自己的决定。

——也就在这时，由于偶然的机缘，我受聘于锦城学院，成了锦城学院的终身教授。现在回想，觉得这一定是命运在冥冥中做出了某种安排。

那时，锦江学院也正在筹办，准备请我去当中文系主任。他们请我喝过茶，吃过饭，还让我的老友伍厚恺教授共同出面，约我在老树咖啡最后敲定此事。

但那天我在川大文新学院的团拜会上喝醉了，人事不省，被送进医院抢救，让锦江学院的领导在老树咖啡白白地等了很久。否则，我很可能因为盛情难却而答应他们。

——正是这些不可预见的偶然性让我成了锦城学院的外语系主任。

办一所私立的外语学校一直是我的梦想，记得90年代初，我就与人合伙创办过成都星星外语学校。学校创办起来后，我却因为舍不得离开川大而放弃了担任该校校长。

但这次可不是一所小学而是一所大学。因此我主动向锦城学院郑重表示：让我来建一个外语系吧。

邹广严院长立刻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我就从文传系一个教师，摇身一变成为未来的外语系主任。

06年4月，我正式进入锦城，开始申报并着手筹建拟于07年正式招生的外语系。

这期间，我还按邹广严院长的要求，担任执行主编，联络和组织一些同事，为锦城学子编写了厚厚一本《中外百家经典选读》。这本书，以及去年我按邹院长的指示，组织外语系老师翻译选编的《美国总统论教育》，经天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都是这次十周年校庆，邹院长准备送给来宾们的礼物。

 

2

 

邹广严是我十分佩服的大学校长。他早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参与过大型国企的创建，从基层做到高管做到一把手，后又担任四川省经委主任、副省长等职务，在不同的位置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很早便创办四川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后来又出任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省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等职务，一直到最后创办锦城学院这所综合性应用型大学。一路走来，在企业界、政界和学界都留下骄人的、令人景仰的足印。

——不过，他最令我佩服的，却并不是他头上许许多多炫目的头衔和光环，而是他身上那些一般人难以具备的杰出品质。

首先是他的好学不倦。我看过他早年众多的笔记本，里面工工整整、认认真真记录的都是他的读书和思考。内容从各种专业技术、新知旧学、报章摘要一直到最新的管理理论、宏观思考到中外大学理念。——直到今天，70多岁了，他也仍然保持早年勤于读书读报的习惯，每次院务会都要和各系各部领导分享他的阅读和思考。

作为一校之长，他身上完美地具备了超前而现实的理念、高瞻远瞩的洞见、不为外力动摇的笃定、雷厉风行的魄力以及稳重民主的作风。

凡重大的决策，他自己必事先便有深思熟虑的想法，但却仍然乐于听取大家的意见以使之更加完善和易于施行。一个人的头脑总是有限的，智者千虑也难免有盲点。他却能认真听取各种意见后迅速做出自己的判断取舍。其敏捷的思维、惊人的领悟能力、归纳能力和提炼整合的能力，恐怕是我和我的同事最为惊异、钦佩和叹服的。

同时他又极富个人魅力，风度翩翩，仪表堂堂，衣着讲究，居然那么自然地把威严庄重与和蔼可亲集于一身。

如果说他毕竟仍有某些不足，那恐怕主要就是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他很难充分发挥他的能力和抱负去实现他的办学理念；再就是在筹措办学资金方面不如国外的校长，在延聘更多的高层次师资方面不如国办重点高校那么得心应手吧。

 

3

 

我创办外语系之初，仍然沿袭我在川大比较文学与对外汉语系的思路，立足于培养双语人才，提出了“做人做事并重，外语中文俱佳”的系训。

我坦言我把外语系视为自己的孩子。为她（因为我更愿把她视为我的女儿）我付出了大量心血，从挑选师资到自编教材，从设置不同课程，尝试不同教学方式到打造温馨和谐的师生关系，都亲力亲为地做了许多实事。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断地调整和修正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以适应我所不能不面对的现实。

在教育问题上，我承认我是有精英倾向的。再就是，我没有选择留在川大随大流走博导的道路，也说明我头脑中仍残留有80年代的理想主义。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很难，甚至也不需要成为当年意义上的精英。——接受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困难的，是需要时间的。

我的个人经历和治学之路使我身上有极强的人文气息。我头脑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与锦城学院的实际和锦城学院的办学理念也存在一定的错位。加之我们这样的民营学校，由于受制于大环境和各方面的不如人意，十年来的艰辛，不在其中的人是很难体会的。各种挫败感，曾不止一次使我萌生退意。有一次，我甚至当面对邹院长说：我来锦城，根本就是一个错误。他却笑着说：那你就将错就错吧。

我很少冒犯人，更别说冒犯一位长我十岁，有令人尊敬令人佩服的才华、能力、地位和阅历的顶头上司。现在回想，如果不是他对我有足够的肚量和宽容，我可能早就拍屁股走人了。一所大学，物质可以匮乏，办学条件可以不如国办重点高校，但校长的包容气度和人格魅力是可以留住人的。

我不知道他欣赏和看重我身上的什么，也许是我的执着和较真，也许是我工作上的投入和创想，也可能是对中国的教育，我们都有一点堂吉诃德式的抱负吧。

站在教育之外批评教育比较容易一些，在体制内批评教育稍微困难一点。不仅仅满足于批评而试图实际做点改变，可以说十分困难。

 

4

 

我想接下来谈一谈外语系的学生，她（他）们是我工作中的快乐，是我日常生活中的风景。

我之所以把“她”放在括弧外面而不像通常那样放在括弧里面，是因为外语系一直是女生居多。多数，当然就应该享受多数的待遇；少数，则应该得到基本权利的特别保护，所以他们被关在了括弧里面（笑）。

与川大的学生相比，锦城的学生似乎更尊敬和喜爱老师。这里我必须承认，在川大，我基本上是上完课就走，和同学之间很少有交流。这责任应该说主要在我而不怪川大的学生。但另一方面，锦城的学生在接触老师方面，的确也比较主动。

——好吧，我还是缩小范围，就说外语系的学生吧。她（他）们尊敬和崇拜老师，并非因为老师在各方面都多么厉害，多么让人高不可攀而仅仅因为在专业方面大大强于她（他）们，于是便赢得了她（他）们的尊重。

先不说我吧，就说我系的年轻老师，有些其实比学生年龄大不了多少，学生却不仅喜欢，甚至可以说“崇拜”她（他）们。

她（他）们尊重老师和“崇拜”老师，却并不因此而自卑，像许多80后、90后的学生一样，她（他）们属于更容易与自己相处的一代：不自卑，不攀高，不和自己过不去，有点喜欢甚至崇拜自己，因为自己也在某些方面有老师所不具备的长处和亮点（例如在舞蹈、乐器、唱歌、组织活动、担任领导甚至编辑制作视频等方面）。这些能力具有个人性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她（他）们于是很满足。即使学习成绩不那么顶尖，她（他）们也无所谓。

我一直认为，一个不自卑的人，一个有自己成就感的人，也就更容易与自己、与他人相处，也就更容易发现和尊重他人的优点与长处。我认为这是他们尊重他人，尊重老师的主要原因。同学们亲切地称某位年轻男老师为“某妈”，某位年轻女老师为“某姐”，甚至相当诙谐地给她（他）们冠以各种称号如“贵妇”、“公子”等等，都表明这些80、90后的同学已经逐渐接受“世界是平的”这一观点而很少有等级、尊卑等观念。相应地，她（他）们也很少叫我冯爷爷、冯教授、冯主任、冯院长而大多直接叫我川哥（尽管我头发已白）。我总觉得，这不仅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亲切感，更重要的是一种平等观。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我有点过于理想化。我说的这些，在其他人看来也可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但我自己觉得，我的这一发现，是我来锦城学院外语系任教后才有的。是锦城学院外语系的同学们让我看到了这一现象，也是她（他）们让我明白了这一道理。无论这是不是锦城外语系的一个特色，这些“发现”都让我更加喜欢现在这些学生。

当然也有问题学生。有位男生，“缠”了我几年，我也对他施加了我作为教师、学者、领导、兄长、父亲甚至心理学者等角色的多方面影响，但最终也未能使他的情况有多大改善。这使我更加相信，教育不是万能的，改变也不是必须的。有些人，有些事，我们要学会任其自然；要学会尊重别人的无意识选择，或不如说，尊重“上帝的安排”，即使我们完全不明白这样的安排有什么积极意义。

 

5

 

外语学院的老师，虽然也不乏像卓新贤、王作虹、宋再新那样的名老教授，主体却是由年轻老师构成。这一点，在建系之初面试和选拔老师时，我就有自己的考虑。

不同于川大等国办重点高校，我们在延揽师资方面显然有自己的不足。除已经退休的教授外，一般年富力强的教授、副教授很难成为我们的专职教师。而为了教学能够保质保量正常进行，我们是不能过多依赖兼职教师的，因为他们往往都有自己所在大学的教学科研任务，很难把足够的精力投放到锦城的教学中来。

——而我们创系之初，需要的却恰恰是教师的责任心、成就感和全身心投入。这样才能用好的教风带出好的学风。

另一方面，外语专业的特点，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应用型”学校的外语教学，年轻老师在语音、语调、兴趣、话题、距离感、亲和力，以及大学本科阶段应该具备的听说读写能力等方面，恰好有更多可以与同学分享的东西，从而也就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外语系对年轻教师的要求，体现在我们挑选老师时的RTC（责任心、才能、魅力）“三字经”上。我系的年轻教师，基本也都达到了这样的要求。个别不负责任的教师，在逐渐形成的教风中难以适应，最后都自觉地辞职逃跑了。留下来的，都是同学们比较满意，甚至相当喜爱的老师。

当然，也有一些十分优秀的老师，在我们这里成长起来后，基于自己的选择，最后或者去了香港读博，或者去了英国在大陆办的大学，甚至有的还被川大、川师“挖”走。——人才流动在现代社会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我虽然难免为外语系有些同学未能一睹他们的风采而惋惜，但仍然尊重这些老师的个人选择。

我在我的微博上，不时会“秀”一下我们的老师。例如大学时代就代表中国大学生参加国际英语比赛，毕业后又在英国总领事馆工作的银伟，我曾开玩笑地说她“以一盈盈少女而操英国老妇之腔”。——这种玩笑，背后是爱。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宣传，其实只是我个人感情的自然流露。我从内心喜爱我们的老师。她（他）们大都有自己的拿手活，虽然不是大V名流，但在自己那个小小领域中还是可以独树一帜的。何况，她（他）们还在成长之中，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名流大V。

 

6

 

但是，很可能等不到我们的老师都成为名流大V，我也就“辞官归隐”了。

我的“辞官归隐”是我的锦城梦。我现在具体描述一下我的这个梦。

说真的，十年，对一个人也不算短了。但这十年，我连一间高大上的办公室都没有享受过。老师们的办公室也分散在不同的办公区。我们的工作条件要算比较简陋的，和川大不可同日而语。

但另一方面，我系也有自己的专用教室和语音实验室，其条件和档次并不比许多国办重点大学逊色甚至超过它们中的一些。我们的同学完全可以据此而感到自豪。

——现在，锦城学院正在建办公大楼。建成以后，据说每个系（学院）可以有独立的一层。那时，我们要建自己的陈列馆，用来陈列老师和同学们的个人成果。同学们的毕业照，同学们的优秀作品，几十年后回来，仍然可以看见。同学们在锦城的四年，将永远地织入外语系的记忆，成为锦城的一份历史。

——我们还要建外语系自己的图书馆——纸质的、电子的、声像的，多媒体、多功能的。我以前在微博上说过，到那一天，我愿意把我的个人藏书捐出来，条件是让我成为图书馆的终身管理员（lifetime  librarian）。我既然已经是锦城学院的终身教授，这一点要求，应该也不过分。我希望每天坐在图书馆里，给同学们推荐书，查找书，接受同学们的各种咨询，和同学们一起继续学习，直到上帝在我耳边轻声说：是时候了。

——这就是我的锦城梦，很个人，很渺小；但很温暖，很舒适，很惬意。

你们若觉得这并不是什么疯狂的想法，就请给我这个梦打个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