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中“君子之道费而隐”一句，朱熹的解释是：“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意思是“君子的道广大而又精微”，与《中庸》中“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说法保持了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大”（费）和“精微”（隐）之间，朱熹的解释却做了体、用的区分。“隐”，指道的本体精微而难解；“费”，指道的应用广大而周遍。从理论上讲，“体”更应该深究；就实践而言，“用”更值得重视。无论是“君子之道费而隐”的说法，还是“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说法，都没有偏重任何一方而同时强调了两者。

——但这些说法，却与《中庸》引用孔子的一句话显得冲突。

《中庸》第十一章开头一句，“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朱熹的解释是：“素，按《汉书》当作索，盖字之误也。索隐行怪，言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也。”意思是孔子自己说，他不赞成“深求隐僻之理”。

孔子的这种说法，无疑与中庸之精神吻合。中者，无过无不及也；庸者，平平常常也。要做到中庸，似乎确实不需要钩玄索隐、深求乎隐僻之理。这也与《论语》等记载孔子的言行吻合——孔子是平易而温和的，他更重实践而无意于形而上的高深。

但我们也要看到：无意于自己去建构高深的理论是一回事，对别人的高深理论无所忽略则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孔子一定排斥高深隐晦的理论。

值得注意的倒是：孔子之后，儒家不仅不排斥钩玄索隐，相反，深求乎隐僻之理的人反倒越来越多。《周易·系辞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说法、《中庸》中“君子之道费而隐”的说法，都把儒家对“隐”的追索深究，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到了宋代，受佛学和玄学冲击的儒学，则更是对“钩玄索隐”和形而上的建构有了浓厚的兴趣。

——由此看来，“隐”的问题，即使我们今天去加以追索深究，也并不是一件离经叛道、悖乎中庸的事情。

之所以做这么多铺垫，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对《中庸》中某些“隐”的说法，做一种不同于通常的解释。

《中庸》第一章，“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一句，今天通行的解释是：君子就是在别人眼睛看不到他的地方也要谨慎小心，在别人耳朵听不到他的地方也要警惕注意。但这种解释，却与原句中的“其”字冲突。从语言上分析，这个“其”，应该就是君子本人，而不是别人。所以这句话，在我看来，应该理解为君子唯恐有什么自己不知道、未察觉的事情，而不是君子在别人不在场的时候更应该小心谨慎。

按照这种解释，这句话就应该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对应于儒家主张君子应该博学、明辨的主张；第二层则开了后来新儒家主张君子应该对隐晦精微的心性之学多加深究的先声。梁漱溟曾对此句做过第一层解释（可惜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其第二层含义。

接下来，对紧接该句的“慎独”，也就有了新的解释。

按照通常的解释，“慎独”的意思，是君子即使个人独处，也应该谨慎小心，不做坏事。这种理解，是一种行为学上的理解；我则愿意给它一个心理学的理解，那就是，君子应该警惕内心深处前意识的萌动，通过心理学意义上的反思和内省来明察秋毫，应对其变。用荣格一派心理学家的话说就是，君子应以敬畏之心，与自己的无意识进行谨慎的对话，并将其有机地整合到意识之中。

有趣的是：我这种说法，也可以从朱熹的注解中找到根据。

朱熹对“慎独”的解释是：“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支持我这种说法的另一个论据是：在原文紧随其后的文字中，所讲的已经完全是心理学的道理，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些说法，撇开儒家天人不二、天人和谐的一面，剩下的就是心理（性与情、理与欲）的和谐了。至于《大学》中所讲之“慎独”，情形也是一样。其前面一句“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显然是从心理学角度主张活得真实、真诚而反对活得虚妄、自蔽。而其后面所说之“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则是讲身心之和谐，诚于中而形于外。

与汉儒相比，宋儒发展得更多的是儒家的内学而非外学，故我敢于拿朱熹的说法支持我的说法。但宋儒能够更多地发展儒家心性之学，则因为《中庸》和《孟子》已经启其先端。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朱熹的解释是：“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乎理而无不知者也。”

——其实，现代汉语中“心理学”这一名词，即来源于新儒家穷理尽性、穷理尽心的说法。而《中庸》之“尽性”主张与《孟子》之“尽心”主张，既是后世新儒家最重要之关切，也是其得以与现代心理学特别是荣格学说相互参较之连接点。对这些“幽深隐微”的学说（过去所谓心性之学），怎么能不多多加以关注？《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又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君子于人性之同之异，若不同时扣其两端，在“费”（广大而无所不在）与“隐”（幽深晦暗而隐蔽）两方面都多加注意，则何以得其高明，又何以执乎其“中”，何以行乎其“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