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相信：美国人的性格，经历了从清教信仰的“传统导向”到以精英自居的“内在导向”到注重人际互动的“他人导向”这样一个历史变迁。他进一步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与人、国与国的同质化倾向正越来越明显。他虽然也分析了这一趋势的利弊，但更多却诉诸客观、科学的描述，人们只能从书名《孤独的人群》去隐约地猜测他的寓意。 

    与主要关注个体的心理学研究不同，社会学研究离不开大量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这是一般人难以独立做到的。但同时也要看到：里斯曼做这项研究虽有专项基金和自己的团队，但要不被各种数据淹没而能高屋建瓴地做出上述概括和分型，没有某种个人洞见也是办不到。受这种洞见和分型的启发，我以为今天网络上反映出来的中国人的性格-行为模式，也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宣传导向型。包括懒于思考型、被洗脑型、习惯性盲从型、广告依赖型等亚型；

    二，职业导向型。包括职业伦理型、人格面具型、官僚机器型等亚型；

    三，自我导向型。包括信仰型、信念型、追梦型、自主型、自恋型等亚型；

    四，他人导向型。包括粉丝族、追星族、从众型、开放性、包容型等亚型。 

    自我导向型的人很有主见。他们有目标、有计划，甚至往往有一个无论如何都要去实现的梦。一般来说，他们自视甚高，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甚至相信自己担有天降之大任。在古代，这样的人可望成为帝王或乱世枭雄。在今天，这样的人作为普通人大多能有所成就，甚至能对社会对他人做出贡献，作为领袖则很有可能导致灾难。 

    当然，自我导向型毕竟是少数，在大众传媒时代，他人导向者无疑人数最多。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自己没有定型的成见，更关注外部世界，容易对时尚和有势力的新思想发生响应。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偶像——多为娱乐界明星，也包括大V和意见领袖。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不善或不愿表达。他们多具开放性、包容性，易于从众，善于关注和理解他人。 

    某种意义上，宣传导向型也可视为他人导向型的一个亚型，二者都更少自做主张，更多受他人之影响。但却必须看到这样的不同：宣传导向者更易趋于头脑僵化而对世界的变化缺乏敏感；他人导向者却恰恰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最为敏感。 

    所谓宣传导向型，既包括各种政治推销和商业推销的“受害者”，即那些长期以来习惯了不收场地占用费就任凭自己头脑被人无偿占用的人，也包括那些出于恐惧而害怕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人。在这些人身上，有心理学素养者常能看见有形无形的强制烙印和历史遗留的心理创伤。

    职业导向者不同于自我导向和他人导向的人。后者虽然也有自己的职业或职务，他们所做的事情却被用来服务自己或服务他人。与之相反，此处所说的职业导向，首先指现代社会庞大官僚机器中的典型性格类型。这种人只对规章制度和上司指令负责。其工作之性质逐渐使他们变得麻木冷漠，缺乏对他人的同情和兴趣。 

    如韦伯所言，现代性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庞大高效的官僚机器。置身这一庞大机器中的人，其性格行为模式不可能不受其型塑。只遵循规章制度和只听命上司指令，对于体制中人，似也为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体制出了问题，许多潜规则逐渐取代表面的规章制度，官场的腐败逐渐大面积向社会蔓延，则包括医生、教师在内的各行各业，其行为也必然随之走向溃败。这是少数良知导向、信念导向者难以与之抗衡的。 

    当然，有时候，职业导向者也可以成为正义的捍卫者。这取决于他们怎样理解自己的职业。出于对职业的忠诚，他们有时甚至可以做到忘我乃至置生死祸福于不顾。谁要是读过杜伦-马特《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等小说，谁就会相信这一点；此外，也可想一想911事件中死难的消防员和那些始终坚持职业操守的律师及法学家。 

    必须强调，现代人对职业的忠诚，类似甚至直接渊源于古代的伦理导向。古代所谓“文死谏、武死战”，文天祥《正气歌》中提到的“太史简”、“董狐笔”，就属于传统伦理导向型人格-行为模式。传统伦理衰落后，类似的行为取向逐渐转变为职业导向，在今天一些律师、记者、作家、学者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的确，在现代社会中，继续让所有人恪守传统道德似已不合时宜，而提倡坚持职业道德以达成某种社会行为的制衡则似乎是可取的。 

    最后也必须声明，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人群的面目是模糊的、多变的。以上分型，不过是提供一种可作参考的工具性框架，以便我们把握复杂的社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