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时候听到的关于社会恐惧的说法，包括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这样以为，紧张和害羞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有社会恐惧的人确实在要求这自己，但这种要求并不是要求自己口若悬河，其实他们只希望自己能够不带着恐惧平安地完成一次群体性活动或演讲。人是社交动物，人所活在的环境里有一半都是人，尤其是在快节奏、任何工作领域都需要多方沟通的现代，经济活跃人群汹涌的大城市。我们的行动是否能有期望的结果，不但取决于我们自己，还取决于我们身边的人。尤其是当我们所有人的劳动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组织起来，以金钱为媒介，并且以大型超市和商场，街道和公共交通工具，医疗和养老保险，选举权作为呈现。让我们仿佛感到，我们拥有更多，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指向自由。尽管，我们每个人都以莫名的方式联系着，而且和过去相比，这种联系更加复杂和模糊。我们不再是牢牢固定在一棵大树上的果实，而是被无数零散的线，被涌动的波扰乱，在力与力之间推搡着。我们的自由就像是触发了某个隐秘机关的蝴蝶效应，让我们的命运在下一秒的选择中不断的摇摆。

由于这种与他人共同完成生存目标的生活方式，我们从很久以来开始学会对他人的目光的观察。我们假设，那个在我对面的人是和我一样的，并对他的目光进行揣测。这种对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目光的解读，一部分来自于我们的直觉（Bauchgefühl），另一部分来自于我们的经验。它可以告诉我们在一个群体中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是被喜爱的还是排斥的，是高高在上的还是卑微的。由这种判断我们可以估计，我们生存的可能性，我们行动的结果，以及我们有可能得到的奖励。生存是我们去看待这一切的前提，也是植根在人内心深处最强的动力；当我们的行动如同我们预期的那样，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在此之外所得到的一切奖励让我们感到喜悦。

社交恐惧并非来自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而在于他所感觉到的周围的目光。一个人所处在的环境越复杂，社会等级越高，封闭性越差，他所能体会到的不一样的目光就越多。在一个上层社会家庭里所诞生出的孱弱和敏感的小孩，经常容易无法承载这些目光的抵抗，他也许并非天生孱弱，而是在与其它家庭成员强有力的生存手段的比较中，变得孱弱了。而在一个人真正赖以获得赖以生存的技巧并这样生存下去以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大家庭消失，越来越多的脆弱单薄的核式家庭将成为社会的最小单位。而学校促使这不同种背景家庭的小孩必须学会派出异质性融合在一起。如同生存在家庭里不受重视的小孩，要面临被挤出家庭的危险，从学校系统开始加入社会群体的家庭，同样面临着被社会排斥的危险。因为，学校系统不是以一项任务的完成度作为标准，而是以智力水平以及注意力集中程度作为衡量准则，因为完成任务的能力（比如说做蛋糕，剪头发）不足够应付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在这个时代，更加重要的是语言能力，交流手段，和思维的复杂程度，于是智力就变得尤其重要。一个小孩必须以8到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学会去满足由他人所制定的要求，尽管他们并不明白，这些标准究竟意味着什么。于是，他人的目光在我们的生存中变得重要。

不同的群体对于不同的社会角色具有不同的期待。女性在这个问题上比男性要遇到更大的困境。女性患抑郁症，恐惧症的数量是男性的两倍左右。尽管，力量、成绩这种期待给男性也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压力，但是对女人的期待并不是倾向于结果，而是倾向于状态，倾向于这个人呈现在他人面前的样子。于是，当男人试图创造成绩来满足社会角色的期待时，女人通过改变自己的形态，某种行为方式来赢得他人的喜爱。成绩是可以通过理性判断，行动实现的（除了性能力），而是否赢得他人的喜爱确是一个口味问题。成绩与完整的行动是不矛盾的，但是自己呈现在这个世界的样子，以及他人看到自己的模样，是需要每时每刻从每个角度每一个细节来观察的。在这种对他人目光的想象中，自我被审视和质疑，甚至否定。

羞耻感和紧张由此而生。因为，我们通过他人的目光所察觉到的，自己应该变成的样子，或者自己不被接受的样子，打断了我自发的自由的行动。

克服羞耻感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保留真实的自己，但是只在非常小范围内的可以接受自己的人群出现。还有一种方式是，在人群中产生另一种自我保护的人格，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几乎所有人都进行过这两种尝试。当社会互动越来越变得复杂和流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不再可能，第一种方式会让人寸步难移，或者不断地为充满异质感的交流感到震惊；第二种方式遇到的问题是，当这种更受人喜爱的人格不断地奏效，那个真实的自我就越来越没有机会得到呈现和满足，于是很压抑。

第一种方式使人产生恐惧，第二种方式使人充满内心暴力。到底有没有第三种解决办法？

菲利普很善于语言表达，他会用非常委婉的方式表达某种观点，他非常小心翼翼地表达认同和异见，尽管他很年轻，语言的艺术甚至超过了很多年长的女性，他的模样好像19世纪的上流社会，会玩扑克牌魔术，具有精湛骗术又善于揣摩人心的小角色，但是在现代，咨询师这样的角色很适合他。尽管，他语言的成熟和他看上去的模样不成正比，但是在不同的人之间克制的表达不同的信息他轻车熟路。他永远可以以新鲜活泼的样子呈现在小朋友面前。他永远等待着满足他人的需要，永远充满了理解。然而，人们却无法感到他喜欢什么，为了什么而发自内心的微笑。老小姐谢门萝丝却相反，她从事着同样的工作，但是她的表达很克制，她总是很腼腆，在拒绝他人的时候会略微有些不好意思的笑。她会在熟人面前开心的笑，会因为不知道如何应对而感到局促和尴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会不断地看着对方的眼睛以确定自己所说的是否会得到接受。在孩子面前，她既不会表现出特别的亲热，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装出大人和孩子说话的样子，她只是非常自然地一个修道院的修女那样。伊娜明显没有受到过这种洗礼，她仍然可以保持自己发散的世界观，自己对好和坏的判断和理解，新书书页的味道，喜欢晚上临睡前的想象，竞争是某种不好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式。她为没有人可以理解完整的自己而感到难过，但是她仍没有放弃表达，她总是不经意地说出某些内心的话，并且静静地观察其他人看到，只要被理解的希望没有熄灭，她就仍然会继续这样。每个孩子都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就像是一块没有被画上画的画布。他们原本充满了能量和生命力，只是因为某种人间的杂音过早地进入了他们的世界，相比之下他们的天然保护机制还没有成熟和强大，于是如此早地进入到了需要被人帮助的阶段。然而，他们每一个人身上仍然存在着某种美好的可能性。有时候看到他们就会不禁想，她（他）到底会走向那一条路？她如何让完整的自己成为可能，同时又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当这两者开始对立时，作为一个个体，该当如何行动才是忠实于内心的，善良的，美好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开始追问生存的本质。

每一个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到自己的答案。

当一个社会为我们的生理生存提供了太多的支持，我们就越来越难以把握到底什么才是生存必要的条件。当我们衣食无缺，没有受到生命的威胁，通过得到他人的认同就可以得到满足，我们就很难体会到，当新生降临时，当我们逼近死亡，我们所释放出来的那种想要存活下去的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本身在促使某种变化，只要变化的方向不改变，生命就继续存在，而这种变化是自由的。

因为，我们与事物之间趋利避害的简单关联无法诞生生命的存在。因为我们可以被环境催生，也可以立刻被环境摧毁，就像是自然界所发生的所有的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它无法产生与外界分离的个体。只有当环境对我们产生影响，我们可以选择顺应它，也可以选择拒绝它，生命才是可能的。当我们消极和绝望时，我们忘记了这种力量。可当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就有力量改变。

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也许因为你从来没有受到过威胁，或者你所受到的威胁是以某种束缚的形式出现，你没有仔细了解过它到底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对生存本质的理解必须拆除随着历史过程所建构的一切。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有些人天生自由，他们会疲于认识和判断，需要花费很多功夫才能触及到它的边缘，并且很难形成一种稳固的观念，不断地在改变。另一些人或许天生就对现实有着丰富的触觉，但正因为如此，他们固守于一种想法很难改变，在遇到与观念有冲突的现实面前，他们会遭遇挑战。

所有的生命都走向死亡，生存并不是绝对的。群体的回忆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存产生幻象，让我们想象在我们的肉体死亡之外还有另一种永恒。比如艺术和文字，习俗和制度，理念和道德。有一些事物以永恒的方式存在，但是如果它脱离开一个人生存的时间，它的意义就值得怀疑。追逐永恒使人迷失方向，因为除却生命存活的时间，历史是绵延不绝的，没有尽头的，没有刻度，无限分解的。个体是完整的，对于个体而言，从生到死的那段时间是真实存在的。无数个体形成无数个一，汇集在时间轴上，不断交汇，然后形成绵延的历史。只有把目光停留在一个个体，才会聚集起一束光，然后看到世界。所有的哲学家都以不同的方式接近和拆分这一主题，在康德那里它被称为先天的范畴，在谢林那里被称为自我意识，在黑格尔那里被称为绝对精神，在莱布尼茨那里被称为单子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