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外话：最近每天晚上都梦到认识的人，从小学初中到大学，到朋友，到与德国这边分别的朋友，特别真实。

 

 

在现世，对人唯一具有是在价值的时间是死亡，在出生与死亡之间是一个渐变的衰老过程。在这个大单位一之下，所有一切的时间标度，春夏秋冬、廿四时、小时分钟，才具有价值和意义。一旦失去这个前提，那么所有的流动都不过是循环往复，不具有意义。或许数学必须去求证1+1=2这个基本原理，就是由于，当数的存在可以无限延展的时候，数字1的绝对意义是否还存在？这是否只是计数系统和无限的数字观念的混淆？在一个大的无限的空间内，1以什么样的体量和身份出现？在自然界、变化无穷的宇宙以及人的观念中，1的概念不断地反复地以各种具象和抽象的形式出现，当它掉入无限这庞大的身躯里的时候完完全全失去了自己的形态。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的例子，一滴水容纳百川，它无限接近于无限，但它并不是无限。无限是否真的存在，还是人头脑中设定出来的一个概念。这世界演变到这样的状态，是否是人类不断地以自己想象中的世界改变环境并在其中无限复制数学系统所造成的结果？

 

若死亡是唯一的时间，当人无法超越这时间，时间也就不必存在。只有在人与人同在的时候，时间才出现。在一个人封闭的世界里，人的衰老不过是一点一滴的变化，其迅猛程度不及人一天内情绪的波动以及一场感冒在人身体里造成的浩劫。只有人与人想要在空间之外以另一状态接近时，时间才出现。

在一个部落的首长约另一个部落的首长在部落之间的那片林子里厮杀的时候，他们看着太阳，选在午后；在大家族选择自己女儿出阁的去处的时候，他们观察对方的面目以测量时间的流逝；在人与人终不能完全地相互信任，必须订一个期限以检验承诺的完成的时候，于是出现了时间。

 

或许可以说，时间和空间是完全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时间和空间甚至不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假如没有另一个参照点，人与人的互动，另一个视角的可能性，当人与另一个物体可以占据同样一块地域，当一个人死去另一个人也相继死去，当所有人的生命轨迹以及波动完全重合并没有任何不同时，就无法构造时间与空间。

 

压力（stress）是产生于时间的。如果我今天做不到，那么明天再去做，明天做不到，后天再去做，这样的事情叫做目标或者方向，或者理想的实践，所有一切艰难复杂的任务都可以被时间消化。当我要做一件事情，而这件事必须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而在这个时间内完成的几率却又不是百分之百甚至有很多以外的情况，就产生了压力。

紧迫性和压力来自于外界，来自于契约性的时间。因为这些目标并不是机体自然而然诞生的，醒了就起来，困了就睡，饿了就吃，在有动力的时候做特别想做的事情，动力消退的时候停止。它们通常是具有时间性要求的承诺，在一天之内完成多少工作量，13秒钟到达的车辆，几点几分起飞的飞机，考试，具有特定期限的合同。在我们一直以来相信的科学至上以人为本的理性中，某个目标的出现可以迅速调动身体的唤醒状态以完成任务，这无疑意味着精神对肉体的一次胜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每日应付各种各样的外界时间性的任务和要求，来不及找回自己的节奏及反思，是他律和人性的丧失。甚至在无数“如何处理xxxx”的书籍里，我们也学会了通过制定计划的方式驱使自己，成为自身的奴隶。

 

发展心理学研究人一生发展的生理任务，应对方式以及发展阶段。说是生理上的任务，还是社会属性的。结婚、生子、成立家庭。比如30岁以后女性对生子的心理应对策略，倘若没有社会生约定俗成的伦理与规范，这些紧迫性和压力便并不存在。然而，紧迫性并不是人的生理与社会的矛盾，而是两种彼此互相逆反的社会构建方式的冲突，传统的、家庭的以血缘关系和延续后代为纽带的社会模式，以及现代的、社会分工的，国际的，以法律与契约的方式，社会组织以及利益为联系的社会生存方式之间的冲突。工作组织作为核心出现，必然面临家庭工业的崩塌，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工作组织比家庭更牢固的，或许通过打破家庭和婚姻的契约形式，把人从一夫一妻制以及妇女交换制中解放出来？究竟是什么在起作用呢？难道人真的就再文明的进程里逐渐地充满了人性的光辉，褪掉了动物性？并非前者更野性、植根于人的生理的味道更重，后者就更精神，更抽象。两者都试图与人的躯体性紧密联系，如果说前者依靠群体性归属的需要、家庭和后代繁衍，宗教和伦理，后者则依靠个人主义式的对信息和变化的渴求，好奇心，以及心理学将人作为对象来观察（他律），还有性。倘若人的未来陷入无限的尚未得出结论的可能性当中，人便不会停止追寻。于是，人类在形式上朝文明走了一大步，实质上又是对动物性的一种回归。事物的两面只是在各自的两极处各自游动，一面向前撕扯着，另一面则在后退，是荒谬可爱的平衡。

 

 

 

 

Arbeitspsychologie Urlich: kapitel ？：Stress

 

Heckhausen, J., Wrosch, C. & Fleeson, W. (2001). Developmental regulation before and after a developmental deadline: The sample case of „biological clock” for childbearing. Psychology and Aging, 16, 400-413.

 

Greenfield, P. (2009). Linking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al change: Shifting pathways of human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5, 401-418.

 

Silbereisen, R. K., Pinquart, M. & Tomasik, M. J. (in press). Demands of social change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Results from the Jena Study. In R. K. Silbereisen & X. Chen (Eds.), Social change and human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result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Schoon, I., Ross, A. & Martin, P. (in press). Sequences, patterns, and variations in the assumption of work and family related roles. Evidences from two British birth cohorts. In I. Schoon & R. K. Silbereisen (Eds.),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Globalisation, individualisation, and patterns of divers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lls, M. & Blossfeld, H.-P. (in press). Uncertain and unable to commit. A 14-country comparison of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early life course. In I. Schoon & R. K. Silbereisen (Eds.),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Globalisation, individualisation, and patterns of divers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