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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考核的大多数行情况大同小异。我们每次都空手而去、满载而归——不光是考核材料,而且也有各地的土特产。事实的确是这样,我不想隐瞒。作为文章作者我本可以把自己描绘成一朵鲜花,显示自己多么的廉洁,多么的出淤泥而不染,但是我不想那样做。我只想通过我的记述,让大家明白我们改革中真实存在的一些问题。
根据考核要求,凡90分以上的都是“优秀”等次,我算了一下,90%以上的被考核的处级干部都很“优秀”,打80多分的都算是最少的了。这些人真的那么“优秀”吗?我想,银行里占全部资产总量40%的不良资产和频频爆出的大案可以说明问题。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1998年底,某个二级分行爆出了涉案资金达4个多亿的特大金融诈骗案件。这个二级分行的一个办事处,从办事处主任到看大门的老头全部勾结起来,采取多种野蛮的、巧妙的手法大量地放贷款:先以银行的名义高息集资,再按高息放给那些资金骗子,一切存、贷都以“帐外帐”进行体外循环。直到案发,这种勾当已经干了一年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胆大包天的办事处主任居然连续五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连续三年被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申处长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参加各种“活动”了。虽然我没参加,但也听很多人谈起过。他似乎不担心被人说闲话,有时甚至到了公开的地步。某二级分行人事科李科长跟我私下里谈道,有一次他跟他们支行柳行长一人叫了一个“小姐”进包房“按摩”,李科长在外面等着。一个小时以后柳行长出来了,申处长还没出来,于是他们一起在外边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柳行长实在等的有些不耐烦了,咚咚咚地敲门大声嚷嚷说:你还有完没完?我先走了!让老李等你好了!又过了5分钟,申处长才出来,呵呵呵地笑着。
1997年底98年初,全国最后一次房改。申处长任分房小组主席。按理说分房子应该是行政处和工会的事,但是马行长偏偏要把这个肥差让申处长来干。于是处长大人放下了手中的诸多改革大计,一心一意忙起分房子来。他是这么的忙,以至于在98年初的三个月里我们都没见过他几面,处里的日常工作由张副处长负责。
由于这次分房是“末班车”,怕以后赶不上了,我连忙和刚参加工作的女友拿了结婚证。这次分房也很怪,全部是暗箱操作。本来有个打分标准,把房源画个表贴出来,根据排序先后进去挑就是了,又省事又公平。可是奇怪的是,这次采用“宣布”的形式:把职工叫进去,告诉你哪里有套房子,你要不要?这种方式下矛盾很突出,很多人大吵大闹,结果闹的凶的、没后台的几个被贬到支行去了,吵的凶的有后台的挑到了好房子。我进行晚,排名靠后,也懒得吵闹,于是轮到我挑时他宣布“有套房子,只可惜是一楼,你要不要?”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事后才知道在分房子时候申处长还是照顾了我的。
我们原来的处长又一次显示了高风亮节。他本来是副厅级,完全可以住面积240平方米的“行长楼”,可他却偏偏挑了一套150平方的处长楼,楼层也不怎么好。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放着大房子、好房子不要?他说我是纪委书记,要做出表率,按照国家政策我这个级别的干部住这么大的房子已经是超标了,房子够住就行了,要那么大干什么?又不开舞会,另外我这人喜欢清净,不想和他们搅和在一起。
有个30多岁的女副处长因为没结婚,申处长就给她分了一套90平方的两室一厅,而不是按标准应该得到的、107平米的三室一厅。她心里不服就跑去质问,申处长声色俱厉地训斥她说:闹什么闹?你看看你多少工龄?我多少工龄?你什么级别?我什么级别?你再看看我住多大房子?你又什么资格闹?!说的那人哑口无言——因为处长大人当时就住在107平方的三室一厅里。不过后来才知道,申处长早就跟马行长商量好,自己住进我们纪委书记不要的那套240平方的“行长楼”了。
分房子还有个奇怪现象:领导们的司机房子好,行政处管伙食的科长房子好。伙食科长一人独占两套房子,其中一套就是我们申处长原来住的107平米的三室一厅。后来消息传出去引起了公愤,伙食科长不得已退出了其中的一套小的。原因何在?因为马行长家里的一切吃、喝、用、度都是伙食科长用公款操办的,10多年风雨无阻。至于司机嘛就更不用多说了,几乎所有单位的小车司机都享有特权。
98年上半年,上边有个政策,职工误餐费在原来的150/月基础上上调150元。但是在人事、计财两个“改革家”的提议下、在“拉开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改革”方针的指导下,在马行长的大力支持下,这个费用变成了:行长、副行长级加450元/月,正处级加400元/月,副处级加/350元/月,正科级加200元/月,副科级加100元/月,一般职工加50元/月。看了这个“改革”方案,我非常愤怒地说:难道他们当行长处长的比一般干部多长了几个胃?需要这么多误餐费?管劳资的小郑科长回答说,那当然了,他们吃的多,拉屎放屁也多。没见那么多“改革新举措”出笼吗?
虽然“领导”们连一笔小小的误餐费都舍不得放过,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发扬他们谦虚的美德。那年省纪委让填报《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表》时,那些平时拿钱时当仁不让的“领导”们却一个个变得伟大的谦虚起来。他们由于忙于各种改革大计,当然没有时间亲自填这张小小的表格,于是就羞涩地指挥我们填“1500元/月”、“1353元/月”等等,并注明除此之外“无其他收入来源”——这些表格居然就通过了,真不知道省纪委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那年夏天上边给劳资科来了个活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单位统计调查表》,我们拿去请示处长,要转发给各二级分行、支行填报。申处长说,咳,那么麻烦干什么,没事找事,你们几个看着办吧。说的轻巧,“我们几个”如何知道下边的详细情况?没办法只有信口胡诌。管劳资的小郑科长坐在计算机前敲数字,我在旁边“构思”数字,边打游戏边加班。我们的典型对话是:22栏填多少?——390吧——390?多了点吧?——那就300——太整了吧——那就307吧,有零有整——好,就307,那23栏呢?——就这么完成了这统计表。按最后期限报到统计局,发现我们是第一家!再后来……我们接到了统计局的通知,评小郑科长为“统计工作先进个人”,评我们单位是“先进集体”,要报先进材料。我们一听,哈哈大笑。我动笔写先进材料——可是有什么“先进事迹”呢?一边打游戏一边填报表?肯定不行。于是我大胆地展开想象,吸取了以往见过的“先进材料”的优点写到:“……小郑同志为了早日完成报表,骑着自行车冒着40度的高温奔走于各下属单位之间,晚上回来加班填报。有一次,由于连续加班48小时,他神情恍惚,回家时一头栽进了水沟里……还有一次,他忽然发烧到39度,仍然坚守岗位……终于出色地完成了统计任务”。写完以后给小郑看,他边看边笑边骂:“靠!你这简直是在咒我啊?”后来材料报上去了,领回了一本鲜艳的证书和500元奖金,小郑请客大家吃了一顿。
那年秋天我还受申处长指派,跟计财处的“改革家”去查处某二级行发奖金没有执行“拉开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情况。到了一个办事处找职工谈话,一个职工冷冷地说:我们现在没什么钱。每个月900多块工资,孩子上学都要用掉一半多,水电煤气电话每月都是200多,剩下的还有多少?我爱人单位效益不好,一个月只300多块。支行好不容易发了人平1000块奖金,要按“级别”拉开,我们有几个钱?你们还让不让人活了?!“改革家”假装一本正经地说,“钱多钱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分行制定政策就是要打破平均主义,实现‘按贡献取酬’,你贡献大,可以多拿嘛!你们支行不执行就是不对的。”我在旁边听他的话实在忍不住了,来了个阵前倒戈,说道:“分行的政策本来就不合理!你们按级别发放,是搞级别的不平等!同一个级别上不也是平均主义吗?哪里是按‘贡献’取酬?打破了什么平均主义!”计财处的“改革家”压根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楞了半晌,才说道:这是分行党组研究决定的。我们的“联合稽查”不欢而散。后来计财处“改革家”跑到处长那里狠狠告了我一状,申处长哈哈一笑,竟然没训我。
到了99年冬天,我们的新大楼终于落成了。即使在B市这个“发达地区”,这座大楼也是绝对第一流的。为了进新大楼,每人被强制做了一套西服,为此要扣1000元。我在那大楼里呆了几个月,算是当了回“现代都市白领”,尽管我腰包里空空如也,每天在这里靠喝西北风过日子。我心中对这些“改革家”们实在是深恶痛绝,也实在不想在这个半死不活的黑暗之地虚度光阴了,所以狠了狠心,离开了那里,离开了跟我朝夕相处四五年的同事们。同事们送我时气氛很沉闷,申处长也来了,他喝多了酒,吐露了一些心声。他对我们说道: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后骂我,但是我不计较。其实我难道不想留个好名声、干出番事业吗?可是我准备好几天的思路,马行长一句话就把我否了。我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成天还被马行长象孙子一样训斥,我怎么办?后来,我也想开了,当了处长又能怎么样?当了行长又能怎么样?人活着,就得图个快活,什么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只要自己觉得快活就行了。接着,他又对我说:我也知道你是个老实人,出去闯闯吧,兴许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我知道你有才干,但是这里确实不适合你。
申处长的这番话使我感到非常很意外,立刻冰释了我对他所有的愤恨与不满,甚至我多少还有些同情他的处境。他激起了我对这里的一丝忧伤和留恋,毕竟我在这里工作了五年,有那么多亲密无间的同事,自己付出了那么多辛勤的汗水,也毕竟申处长也曾给过我很多爱护和关心。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这些话为什么竟会出自于他的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