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吉木狼格的诗

何小竹

吉木狼格出生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一个地道的彝族人。也就是说，他的母语应该是彝语。汉语之于他是外来语，是上学之后学习的第二种语言。长大后，他用第二种语言写诗，成了一个汉语诗人。

一开始，人们几乎不会去注意他的彝族身份，尽管他的名字很彝族。但由于他的诗歌并没有我们通常熟悉的那些彝族元素和符号，加之他一出道就侧身于＂非非主义＂这一诗歌团体，所以，人们在谈论他的诗歌的时候，总是离不开“第三代诗歌”或“非非诗人”这个背境，甚少将他放进少数民族（彝族）诗人的阵营去考察。一般来说，这也没什么问题。作为一个汉语诗人，吉木狼格的诗歌对“非非”乃至“第三代诗歌”都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贡献。所以，将他的诗歌纳入由杨黎、小安、韩东、于小韦••••••等诗人构成的诗歌谱系去研究，也是恰如其分的。只是，当我们撇开“反传统、非崇高、超语义”，以及“诗到语言为止”，这些“非非”和“第三代”诗人的共有属性，去深入探究吉木狼格的诗歌为什么能够区别于其他诗人，其区别之处的根源何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忽视和避开他的彝族身份，他的母语背境。

彝语是一门古老的语言，如同很多少数民族语言一样，其出现和存在的时间早于“汉语”。这里所说的“汉语”是指被规范和统一后的汉语，即“古汉语”。在此之前，汉语也不过是如彝语、苗语一样被一个部落、一个族群使用的区域性语言。但是，自“古汉语”开始，汉语逐渐成为“多数民族”的语言。因为在强大的汉语书写系统面前，那些母语非汉语的“少数民族”，纷纷放弃了构造自己的语言符号（即文字）系统的冲动，仅仅保留了口头语言，即语言的声和意的部分。当这些民族需要用文字记事或表达（创作）的时候，只能选择汉语（汉字）。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彝语。它不仅是一种能说的语言，也是一种能写的语言，有完整的属于自己的书写符号系统，即彝文。彝族人用这样的文字，创造了自己的神话、历法、诗歌和“比摩”文化，记载了自己的历史。由于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相对于其它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彝族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便要少得多，或缓慢得多，其文化形态的差异性也就明显得多。而这一语言所涵盖的文化个性，体现在吉木狼格的汉语诗歌写作上，便呈现出他与身边其他汉语诗人相异的特质。这些特质归纳起来，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 语言的陌生化

汉语作为吉木狼格的第二语言，自然与其母语（彝语）存在着一个相互抵达的距离和空间，类似于河这边与河那边的感觉。这种距离感和空间感，使得他在用汉语写作的时候，有一种“客人”（或曰“他者”）的身份。正是这种身份造就了其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效果。这种陌生化的效果，阻隔和阻断了汉语诗歌的习惯性表达，而呈现出一种新鲜的声音、节奏和韵律（语调和语气）。无须乎表面地去采用彝族的文化元素和符号，其呈现出来的诗歌形式，就已经暗藏了彝语的属性，从而内在地改写了汉语诗歌的语言范式。这种现象其实在世界文学中不乏先例，如母语为捷克语的卡夫卡之于德语的写作，母语为俄语的纳博科夫之于英语的写作，他们都为“河那边”的“第二语”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2、语言的趣味性

吉木狼格的诗歌是公认的有“趣味”的诗歌。但与大多数有“趣味”的汉语诗人不一样，他不是用修辞手法“制造”出诗歌的语言趣味，而是善于发现那些存在于汉语中的事物本身的趣味性，然后将它们不加修饰地直接呈现出来。比如“鬼”，在汉语中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事物，我们很熟悉它，我们熟悉的它，是代表着让人恐惧的、怪异的事物。但是，在吉木狼格的《见鬼》这首诗中，“鬼”在他平淡无奇的叙述转换中，变成了一个富于趣味的词语，而这种趣味或许正是“鬼”这一事物的“本性”，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人怕鬼，因为心中有鬼/鬼怕鬼，像人怕鬼一样/普通的鬼怕特殊的鬼/那些垃圾鬼，吊儿郎当的鬼/最大的能耐充其量就是吓唬人……”（吉木狼格《见鬼》）。在我看来，吉木狼格之所以对汉语中的事物有着如此的敏感和发现，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他作为“汉语客人”的身份，这种身份给了他思考的空间和审美的距离。

3、 语言的极简主义

吉木狼格从早期的《怀疑骆驼》、《红狐狸的树》、《榜样》等诗作开始，就呈现出一种不带杂质和杂音的语言风格，这既源于一种天生的语言洁癖，同时也是一种自觉的极简主义美学追求。在他笔下，即使是数十行的诗歌（如《榜样》），即使是带有浓重叙事色彩的大型组诗、长诗（如《静悄悄的左轮》、《月光里的豹子》），读起来都不觉得繁复、堆砌和拖沓。准确的词语，自然的语气、语调转换，与呼吸同步的节奏，如同说话一般。有人认为，这种极简主义的诗歌语言恰如马蒂斯的绘画和巴赫的音乐。但在我看来，吉木狼格的诗歌语感除了受外来艺术形式的影响和启发之外，更多的仍然源自他生长的自然坏境及其母语的熏陶。彝族作为一个山地民族，常常单家独户地生活在山坡之上，因为孤独而善于沉默——尽管更善于表达。是的，沉默与表达，简单与丰富。在语言上，他们说话的音调外人听来清脆悦耳，如同歌谣；在音乐上，他们喜爱的月琴和口弦，都是极简单、独立的乐器，音域的高低起伏不超过八度，一般在五度之间循环往复；而在生活中，他们的着装和器皿的颜色，不讲究绚烂多彩，只强调红、黄、黑三色……我接触的包括吉木狼格在内的彝族人，与其说高傲，不如说孤独。他们面对世界（自己和他人）表现出的是一个人的孤独、一个家族的孤独、甚至一个民族的孤独。所以，当吉木狼格决定用汉语写诗的时候，他自然不会选择喧哗和华丽的语言形式。恰恰相反，他以一个彝族人对语言的理解和感悟，去除了汉语中的浮华、夸张、玄奥、虚无和矫饰的部分，还原了汉语的纯净与简洁的特质，形成自己的极简主义的语言风格。而这，恰恰又暗合了“非非主义”的理论主张。

    对吉木狼格的诗歌做以上三个方面的归纳，是为了方便我自己对他的诗歌进行解读。但实际上，吉木狼格诗歌最精妙的部分，也就流失在这样的归纳和解读之中了。因为造就一个天才诗人的因素，绝不是用1、2、3可以说清楚的。如果可以说清楚，那么，有双语背景的诗人不止吉木狼格一人，但为什么偏偏是吉木狼格写出了这样与众不同的诗歌呢？或者，如吉木狼格一样优秀的诗人，如前面提到的杨黎、小安、韩东、于小韦……等，他们都没有双语背景，生在汉语中，长在汉语中，但为什么他们的诗歌也那么优秀，那么独树一帜？我想，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去阅读他们的作品，在阅读中寻找答案，或者在阅读中保持沉默。

原载《橡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