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是不对的

(《南都周刊》专栏） 

何小竹

诗人吴又在很多年前写过一本书，书名叫《活着是不对的》。听说这个句子来自某个民谣歌手的歌词。吴又当时要写诗，又要打工养老婆和女儿，附带照顾一帮不上班的诗人朋友。他给自己的书取这个书名，别有意味。

最近看《维荣的妻子》这部电影，我就老要想起这个句子，想起吴又，拿他和影片中的那个作家做对比。

这部电影是根据太宰治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我对太宰治的作品没太深的印象和了解，看电影之前，隐约记得书柜里有他的长篇小说《斜阳》，但找了半天却没有。我记得《斜阳》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那套“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中的一种，其中卡夫卡的《城堡》、加缪的《鼠疫》以及日本作家德田秋声的《缩影》我都买了，怎么会没买《斜阳》呢？

太宰治是个颓废作家，不到四十岁就自杀了。在日本，他一直就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去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电影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拍摄的。小说原著是太宰自杀前两年写的，据说有一点自传的成分。电影的改编剧本在《维荣的妻子》这个短篇的基础上，又借用了太宰另外几个短篇的素材，使得电影比同名小说更多了些细节和意蕴。主人公名叫大谷，是个曾经风光，但现在却沉溺于酒色的作家。他有妻子，有儿子，却不但没有担负起父亲和丈夫的责任，反而给妻子添了不少的麻烦，带来难以原谅的伤害。影片一开始就是大谷抢了酒屋的钱跑回家中，酒屋老板夫妇紧追而来，让妻子很没脸面，并决定去酒屋当人质，后来又当招待，偿还丈夫欠下的酒帐。

怎么叫《维荣的妻子》呢？维荣是法国中世纪末一个以放浪不羁而闻名于世的诗人，大谷乃至太宰治本人的做派都跟他很像。电影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樱桃与蒲公英”。樱桃象征作家大谷，带甜味但脆弱；蒲公英象征妻子佐知，平凡但生存能力很强。大谷因处处失意，越来越觉得没有面子，便约着爱慕他的那个痴情女子一起殉情自杀。临到头却因求生的欲望发作而没死成。

影片在赞美妻子佐知的贤惠和隐忍的同时，对大谷也倾注了不少的同情。有点王子落难的那种感觉。这就让我想到诗人吴又，他几年前放弃了写作，但却靠勤勉和坚持，成了一名书商，没有放弃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在中国，尤其是这几十年，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诗人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养活着自己及其家人的。记得另一名做了书商的诗人马松就在一首诗里写过：“我们不是寄生虫”。可能日本要比我们文艺一些，对这种天才人物的颓唐和沉沦比较能够容忍和原谅。特别是妻子佐知，始终对这个要死不活的丈夫不离不弃。

影片结尾，战败后的日本街头，佐知在尝了一颗从大谷手中拿来的樱桃之后，这个蒲公英微笑着对樱桃说：“老公，不管承认与否，我们只要活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