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一部公路小说

何小竹

写一部公路小说，是我几年前就有的一个想法。所谓“公路小说”，是我从“公路电影”套用过来的一个概念。在所有类型电影中，我一是喜欢侦探片，其次就是公路电影。“公路”这个类型，就是将故事的发生设置在路上。比如影迷们熟悉的《德克萨斯州的巴黎》、《杯酒人生》等。小说领域似乎没有这个类型，或者说，有这样的小说，但没有这个说法。比如凯鲁亚特的《在路上》，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部公路小说。

公路小说不仅是将故事情节设置在路上，而且，我还想的是，它也应该是适合人们带在旅途中阅读的小说。多年来，我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凡出门上路之前，总要挑选一两本书，先于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将它们放进旅行包，心里才踏实。而我体会到的是，不是什么书都放得进旅行包的，因为在路上读书的心境与在家里是很不一样的。一般说来，能够在旅途中读的书，应该是比较轻松一类的。如果是小说，故事情节最好有点悬念，但又不能太复杂。小说的语言简单、朴实一些，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集中一些，以免造成阅读的障碍。至于小说的基调，是喜剧还是悲剧，这个倒是无所谓的。

《藏地白日梦》这部小说，我开始的构思并不是“在路上”。一开始，我只是想写这么一个人物，一个事业有成，但却心生厌倦，没有幸福感，还遭受着严重的失眠症的折磨，这样一个人物。他按部就班、周而复始地生活在一座城市里，有一种被什么困住，但又力不从心，改变不了任何局面的挫败感。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很多。正因为很多，我不能泛泛而写，那样很容易将其写成一份现代人的病理报告，有普遍性，但没有个性，不是我期待中的小说。所以，整个构思过程，我也像我要写的那个人物一样，陷入了一种走不出这座城的困境。甚至像我要写的那个人物一样，也患上了失眠和抑郁（当然是比较轻度的）那种症状。我知道这样的状态是不能动笔的。写小说这么多年，我的经验是，如果自己的情绪没有飘起来，写作时没有那种飞的感觉，写出来的文字是毫无光泽，毫无空间可言的。

恰好这个时候，也就是2008年春节前，我碰到了多年前认识的一位做企业的朋友。他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正在构思一部小说，但陷入困境，找不到突破的方向。他看了看我说，难怪气色这么不好，一种亚健康的症状。他说，他不做上市公司老总已经两年多了，现在开始做一个小型的医药公司，正好有一个产品很适合我。我问是什么产品？他说就是针对像我这种亚健康人群的，有抗疲劳的功能，建议我试一试。该产品的原材料是生长在海拔4000公尺之上的一种植物，名叫红景天。其中品质最好的大花红景天，就生长在我国的西藏。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种光亮，西藏，红景天，海拔4000公尺之上，这几个词语所呈现出来的意象让我浮想联翩。我一下觉得，我所构思的那部小说，开始摆脱地心的引力，往上飘了起来。虽然我一时还不能进入到一个具体的情节，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我想要写的人物，差不多可以不用在这座城市里原地打转了。

很多时候，写作的所谓灵感，是触点似的，先有看似毫无关联的一个一个的点，最终构成小说的一条线，两条线。在我被西藏、红景天、海拔4000公尺之上这些点触动的时候，我马上又联想到了1999年，我与一位朋友去南方的一次经历。那次，我们去了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南方的天空高远而明亮，让我这个在成都的阴郁天气里生活多年的人激动不已。坐在长途汽车上，我对同路的朋友说，真想就这样留在南方不回去了。他笑了笑说，你哪有不回去的理由？是啊，我说，除非有谁现在就把我绑架了。

就是这个联想，让我联系上了多年来我想要写的公路小说，一下便确立了小说的基本情节：一位名叫张非的剧作家，被几个来历不明的人不明原因地绑架上川藏公路，从成都，经康定、塔公，一直到理塘……

但这部小说，《藏地白日梦》，却并没有那么深入地去表现藏地的景物与风俗，更没有触及到藏地的历史与文化。从成都到理塘，及其沿线的城镇，只是被我用来做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故事的主人公只是藏地的一个经过者，他的身份与经历都无法让他深入到这块土地的内部。而作为小说的作者也一样，哪怕之前我有过多次游历藏地的经历，也对藏地的历史和文化有过一些阅读和了解，但我仍然小心翼翼地选择了避开这些知识与见闻，不想在小说中去营造那种虚假的“藏地风情”。这是我对这块土地应有的一份敬畏。我只是在小说的扉页上引用了小说主人公张非的一句话：

人生中途，我迷失在海拔4000公尺之上。

同时引用的还有：“只有身心受过震颤，变成精神的人，才能理解，一切皆有可能。”和“惟其荒谬，故而可信。”两句话分别出自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和俄国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

（《藏地白日梦》 何小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