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画报本期封面报道，和某老师合写

进入四月份，犹如一颗炸弹突然引爆，“国青兵谏门”骤然成为了中国篮坛的焦点，甚至让同期进行的2010-2011赛季CBA总决赛都相形见绌。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4月1日，13名U19男篮队员在体育总局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请服务员代笔写了一封给篮协的联名信，表明他们“无法忍受主教练范斌在这三年来屡次出现对大家人格上的侮辱与打骂且从未改正”，要求篮协“更换主教练”。这封公开信4月13日被广州媒体刊出，引起广泛关注，篮协随即宣布暂停范斌的主教练工作，国青队员“兵谏”成功。

“兵谏门”发生后，很多运动员听说此事后的第一反应，是：“这也值得闹？”教练打骂运动员，这在中国体育界绝不鲜见，甚至是一种普遍现象。体罚和侮辱，被很多人相信有益于提高成绩，因此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传统。国外执教方式粗暴的教练也为数不少，而且很多成绩不错。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范斌的解释听起来很委屈：“其实我没有把他们当外人……我是恨铁不成钢。”这位没料到自己会成为漩涡中心的教练说：“我是作为运动员、军人走到今天的，也是在大运动量训练以及骂声中扛过来的。我的经验是，只有扛过来才能出成绩，只有扛得住才能成为人才。”

范斌能扛过来，他成为了人才；他那一代八一队球员扛过来了，缔造了八一王朝；更早的胡卫东、孙军等人扛过来了，成为男篮历史上的“黄金一代”。令范斌和很多人（也许是大多数）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轮到U19男篮队员，挨教练打骂这样原本天经地义的事，这些“90后”就受不了了呢？更令他们担忧的是，拒绝接续传统、不“扛”了的郭艾伦等人，能成为人才吗？

范斌没有意识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剧烈变动的世界。一代人和另一代人也许年龄只差一二十岁，但思想意识上可能会南辕北辙。中国六十、七十年代生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大体保持一致，但八十年代生人和前两代人产生了明显的差异，以至于控制着话语权的六七十年代生人创造了“80后”这个略带贬义的词语，来简单粗暴的概括在如核裂变般飞速变化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一代。而之后的“90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更新的速度更快。人是意识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范斌以为他麾下——现在已经不是了——的这些孩子跟他当年并无不同显然错了，郭艾伦、罗汉琛、王子瑞……这些“揭竿而起”的“90后”少年，身上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乃至于让两代人之间格格不入的东西。他们是新的时代里由新意识催生的一代新人。

郭艾伦等“新人”最鲜明的特征，一方面是强烈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是展现自我的极端方式。事实上，这种特征在刘翔、易建联等运动员身上就被发现过，只是时隐时现、晦暗不明，而且从不和现实发生碰撞。而国青男篮的“90后”们像炫示自己刚文的刺青和新打的耳钉一样，通过“兵谏门”张扬的显露了这一特征。他们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发觉了自我的价值。对一个运动员来说，自我价值需要通过团队合作来实现，但自我本身独立存在的意义完全不需要团队来证明。范斌“只有扛过来才能出成绩，只有扛得住才能成为人才”的逻辑，把刻苦训练和挨打挨骂——事实上就是泯灭自我——混为一谈。对于自我意识觉醒的国青队员来说，这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可以接受魔鬼训练，挥洒汗水，但事实表明，他们绝不愿意彻底交出自我，让教练随意践踏。 “是否被别人重视”是郭艾伦现如今评判很多事情的一个重要标准。你重视我，捧我，我就以国士报之；你不重视我，甚至损我，我就以仇寇待之。

运动队和军队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目标高度一致、强调纪律的男权社会（哪怕女子球队也是如此），但球队和军队的不同之处在于，球队的生命力来源于球员的创造力。而创造力来自于自我的解放。如果没有自我，那也就绝不会有创造性可言。所以出色的运动员大都是性情中人，他们的血液中奔腾着野马。

被很多人认为是“兵谏门”“带头大哥”的郭艾伦就是如此。在他最初显露天赋，引得教练上前拥抱的同时，就亮出了满身尖刺。他的职业生涯刚刚起步，而和教练的摩擦史已经连篇累牍了。郭艾伦的启蒙教练、辽宁省辽阳市大府少年篮球俱乐部的邹群说：“这孩子非常聪明，意识很好，球性也熟，是个练后卫的好苗子。”但也说：“他小时候有点淘，我经常罚他。”所以场边曾经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一帮小孩儿在场地上挥汗如雨的训练，而场边的郭艾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样的“境遇”直到郭艾伦入选中青队以后也没有改观。2010年2月份的一天，U17中青队的训练场地上，翟晓川、王子瑞、罗汉琛等正在热火朝天的训练，而郭艾伦却坐在场下“观摩”。闲极无聊，他或者运运篮球，或者练练力量，甚至还听起了音乐。对此，U17中青队的助理教练马连保说：“郭艾伦同志犯了错误，不适合和大伙儿一起练。”

按照传统，也就是范斌的逻辑，这样“无组织”、“无纪律”、不招教练待见的郭艾伦会一事无成，但事实是，从2009年U16亚青赛以来，郭艾伦风光无限，特别是2010年的U17世青赛，他场均得到22.4分，荣膺得分王，率领U17中青队勇夺创造历史的第七。对此，很多人的解释是，“天赋是挡不住的”。随着在国青队成为“头牌”，郭艾伦又得到了国家队的青睐。2010年9月份，在邓华德的钦点下，郭艾伦参加了在土耳其举行的世界男篮锦标赛；随后，中国篮协又为他修改规则，允许这个官方年龄不满18岁的小伙儿参加2010-2011赛季的CBA联赛；直至2011年3月份的全明星周末，郭艾伦先是荣膺星锐赛MVP，接着又领唱《荣耀》，甚至还差点成为技巧王，俨然这届全明星赛最风光的球员。

郭艾伦的成功说明，说明稍微有些叛逆的性格和成长并不必然会成为一对矛盾，要让玫瑰绽放吐香，并不一定非得把玫瑰身上的刺全折断，那样做也许反而有害。

教练的执教艺术之一，是找到运动员创造力和纪律性之间的最佳平衡，要达到这个状态，并非只有打骂这一种方法。任何人格健全的成年人都不可能忍受日复一日的人格侮辱，严厉不是变态，训斥也不等同于辱骂和殴打。球员需要暂时放弃部分自我，但绝不是全部，也不会永久。范斌事件的真正症结，也许在于他收缴了球员的自我，却没有还给对方。靠泯灭运动员的自我来争取胜利，那不是在执教运动队，而是在打造类似于少林寺木人巷、十八铜人之类的玩意儿。

当然，在我们这个世界，酷似活人的机械并不罕见，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体育圈里找不到有点活气的东西。西方科幻片里机器人统治世界的未来景象，其实在我们这里早就是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现实。科幻片里掌握一切的东西，通常叫做“系统”，在我们这儿，它的名字是“体制”。但凡在这个国家生活过的人，不会没体验过被它冰凉触角搭上时产生的颤栗和窒息感。

不过，现在情况多少有了一些改变。范斌们的自我价值之路完全依托于体制，而郭艾伦们是俱乐部培养的，是市场之子——尽管不太彻底，很多球员就像风筝，线捏在体育局手里。这些年轻球员自我价值的实现之路，是在CBA联赛赛场上为俱乐部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用自己的实力赢得上百万元的大合同。而为国家队效力，也就是和体制的紧密程度，不再成为决定他们命运的唯一因素。只要他们的双脚还能踏上赛场，这些安泰们（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之子）就不会失去力量。

据了解，2010年的时候，一直关注郭艾伦的耐克公司为他提供了一份为期3年、总额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的代言合同，这在本届U19国青队，是绝无仅有的。当郭艾伦的很多队友为了刚买到一双nike zoom kobe6而兴奋得夜不能寐的时候，郭艾伦已经可以固定地从耐克公司那里得到赞助装备了，并且知道该怎么为赞助公司宣传。比如有杂志找他拍照片的时候，他会专门穿上耐克的球衣和战靴，并且尽可能地露出LOGO；再比如今年CBA全明星周末的时候，他会专门找到摄像师，告诉他们多拍拍自己的耐克鞋。出色的球技为郭艾伦赢得了商业赞助；而随着球技更出色，以及知道怎么回报商家，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商业赞助。2010-2011赛季，他又进入辽宁盼盼一队，开始征战CBA联赛，据说，他得到了一份为期5年、每年不低于20万元的合同。以此算来，这个刚刚崭露头角才一两年的年轻球员，年收入已经在50万元以上。

事实上，虽然本届U19中青队的大多数队员在个人收入上和郭艾伦比有一定差距，但年薪数万乃至数十万元的也大有人在。比如李慕豪、罗汉琛、朱旭航、鞠明欣、王子瑞等，他们分别来自东莞新世纪、广东宏远以及浙江广厦，这些俱乐部个个财大气粗，视年轻新星为掌上明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俱乐部的默许下，国青队的一些队员选择留在俱乐部，不愿意入选国青队。比如各方所一致看好的东莞新世纪球员李慕豪，2009年的时候曾入选中国男篮特体队在秦皇岛集训，由于适应不了国青队的训练强度，就请假回了俱乐部，从此再没回到秦皇岛。

社会的发展让体制和个人之间产生了广阔的缝隙。这些缝隙就像蜂房，引进和孕育出了新的意识，范斌的逻辑在这里被亮起了红灯，新的规则正在形成。时代不仅唤醒了了新一代运动员的自我意识，也赋予了他们表达自我的手段。国青球员的“兵谏”形式是古老的联名信，但他们早就在微博上统一了思想。今年1月份，国青输掉了一场友谊赛，被范斌大骂一顿后，国青球员公开在微博上大发牢骚，矛头直指范斌。

对于郭艾伦来说，不堪打骂、反抗教练是一件非常单纯的事。他直接挑战的仅仅是主教练，而不是体制——尽管后者的溃败也就意味着体制的后退。这一点，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篮球相比，甚至和CBA最初的几年时相比，都有天壤之别。当年，对球员来说，“国字号”既意味着荣誉，也意味着未来，他们被体制培养，也必须听命于体制，如果他们不愿意……迄今为止，只有王治郅“不愿意”过，代价是被国家队开除，直到2006年才回归。而郭艾伦们虽然伸出了长矛，但他们并不是向风车发起无望的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