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道德感不能少，但道德癖还是不要有的好。阿娇的事，可以批评，但批评到现在这份上，就有点过了。谭咏麟公然养两个老婆，论到道德败坏程度，和一个小女孩随口说句假话相比，何如？还有刘德华，明明已经跟朱丽倩共同生活了很多年，但在公开场合仍然声称自己是单身，这种几十年以一贯之的虚伪，和阿娇比如何？
　　怎么不见网民对这些伪君子大加挞伐，偏偏揪住一个小女孩不放？要说是出于道德感，恐怕连自己都不会相信吧？

2、
　　我以为，现在网民对阿娇的讨伐，绝不是有人所说的“强化对风险估计能力”的“道德评价”，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狂欢。
　　明星和网民在各个方面之间的差异——金钱、社会地位、乃至性伴侣的质量和数量（陈冠希可是少有的帅哥）——导致后者产生极大的不平衡感，这种不平衡感表现在平常，是羡慕或者嫉妒，是“大丈夫生当如是”。当然，这种落差感并不仅仅产生与明星和民众之间，员工和领导之间也是如此，官僚和平民之间也一样。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上升的通道足够多，那么这种不平衡感（或者说落差）导致的失落、绝望和憎恨等负面情绪就会得到有效的释放，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所以，当普通民众的负面情绪不断累积，一无提升生活的希望，二无支撑依赖的精神家园（宗教信仰、达观的生活态度等），一旦有类似艳照门这样的事件发生，原本高高在上的明星骤然摔落在地，平常的光鲜形象出现裂缝，普通民众的负面情绪就会带着“道德感”的面具，如洪水猛兽，决堤而出。
　　网民处于这种狂欢状态中时，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对于受害者——阿娇是艳照事件的受害者，这一点应当不会有人质疑——的人道主义怜悯，统统都被弃之脑后了，这显然是非理性的表现。
　　前段日子热议的仇富，也无非是如此而已。

3、
　　我认为公众——起码是艳照事件中表现刻薄的中国公众——对于明星在道德方面的苛刻要求，从心理上来说也是有点畸形的。
　　那种心理是这样的：你作为一个人在台上出演泥塑木偶，我接受你这种商业形象，同时出于落差感，要求你永远保持泥塑木偶的形象，也就是说，一旦当了明星，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你都得保持公众要求你保持的形象。你不能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私生活的人，只能是一个纯洁无瑕的泥塑木偶，也就是说，公众对自身落差感的补偿心理导致明星不得不阉割人性（起码是表面上）。
　　这种情况在香港太明显了，艺人迫不得已搞“地下情”，原因无非如此。西方就好得多，没听说哪个明星顺应人民的需求自觉禁欲的。
 
4、
　　继续思考。
　　所谓阿娇违反职业道德，也就是说，阿娇和公众达成了一份契约：公众为阿娇买单，而条件是阿娇放弃人性中的某一部分——性爱。不就是这样么？阿娇要恪守职业道德，就得违背人性。
　　这就很有趣了：说起罪过，违背职业道德和悖逆人性，哪个更严重？
    有人说阿娇可以选择不赚这份钱，也就是说，放弃和公众的契约，这未免太高估了普通人对于道德的热爱，面对诱惑，浮士德尚且跟魔鬼订立了契约，何况懵懂年少的阿娇？这是人性的弱点，苛责不得。另外，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是个人的权利，要是出于维护道德的绝对神圣性考虑，演艺圈应当清除同性恋者，因为他们大都隐瞒了自己的性取向，这无疑是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