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退休了，但是我手头还有一个基金项目还没有完成，还有好几个博士生还没有答辩，所以我还是有不少工作必须要做。其实我的工作和生活跟退休之前几乎没有多大区别，唯一的不同是每个周三再也不用到研究所去参加政治学习了，而是变成了每个月7日到退休办去参加退休党员的组织生活。

我的基金项目就是在第20章介绍的“RFID使能的Push/Pull控制策略的研究”。这个项目我做了一些工作，另外就是我的最后一个博士生李国家和另一个在职博士生韩晓菊作了一些工作。这时候基本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撰写的研究论文也都投递出去了，剩下的事也就是修改完善，或是等待发表。这个项目执行期限是2006年12月完成，到了这年的最后几个月就接到了基金委的通知，让准备项目的结题报告，于是我又有事干了。我虽然也算是个“大老板”，但是这么多年来，我所有的项目申请书，年度报告，中期检查报告，结题报告，报奖材料，我从来都是自己亲手写，从来不劳别人代笔。至于我手下的年轻老师或是学生也只是要他们给我提供材料。所以写个项目结题报告对我来说也是驾轻就熟，并不为难。我让参加过这项研究的几个老师和同学把他们完成的工作和发表的论文报给我，我再加上自己的工作，按以前结题报告的格式一汇总就成了。

除了完成结题报告之外还有一项令我头疼的是就是要完成项目的财务决算。按道理这个活应该是由财务处来完成，但是财务处哪有这么多人力呀，所以从来都是由课题组长来完成，然后他们审核。随着国家项目财务管理越来越严格，过去那一套由我们课题负责人自己报分项支出，只要总数合上就行了的办法不好使了。于是我草拟的决算表被财务处打回来了，没办法只好找财务科的科长张剑锋老师帮忙，看怎么样能达到要求。幸好张老师挺帮忙的，帮我出了几个好主意，我又忙活了好几天，总算是把这件头疼的事办完了。面上项目比起重点项目就是省事，不用开结题检查会，直接把结题材料从网上上载，再提供一份纸质报告给学校科研处就完事了。这些活儿一直干到2017年3月就统统完活了。诸事了必，我的感觉就是黄庭坚诗里说的“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今后我就再也不用劳心费力，大可以与“白鸥”为盟，享受山水之乐了。

自打我1991年我作为副导师帮杨自厚老师指导郝琪做博士论文研究起，不算郝琪，我一共招收了71个博士研究生。这时已经有62人完成了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也有3人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所以我这时还有6名博士生在读。他们几个都是在职的老师，不是他们能力低，实在是在职博士生有本职工作又有家庭，平时根本没有时间来做论文工作，所以都拖期了。

学校这时又出了清理拖期研究生政策，压力又加到了我的身上。其实我觉得这时也有不合理的地方，那就是学校提高了博士生的答辩必须发表的论文数量标准。要知道这些在职研究生都是跟学校签了培养协议，并缴了不菲的培养费的。现在人家还没毕业你学校忽然把毕业标准提高到难以达到水平，结果让别人缴纳的培养费打了水漂。这显然违反合同法呀！就像买东西签好了供货合同买家交完钱，卖家改了商品规格让买家不能用了，这岂不是非常荒谬！可是没办法，胳膊拧不过大腿，学生也无力抗衡学校的政策。我也只能发发牢骚，然后只能帮学生一个个办理延期毕业手续，帮他们想办法发表论文。

几经努力，终于陆陆续续有4个在职的博士生通过了论文答辩。拿到了博士学位。有两个同学实在是抽不出时间，难以达到标准，只好最终放弃了。这4个同学的答辩时间是：

韩晓菊：2016年12月答辩通过；

王雷震：2018年10月答辩通过；

王娜：2018年10月答辩通过；

赵文丹：2018年11月答辩通过。

所以统计下来，我一共为国家培养了66名博士，算上我作为副导师培养的郝琪就是67名。虽然另有5名同学没有最终完成学业，在我心中他们也是我的学生，毕竟我为他们花过心血，他们也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做过贡献。在我心中，这72名博士研究生，无论毕业的还是没毕业的，是我这一生为国家做出的最主要的贡献。

  （我70寿辰联谊会现场，2017年沈阳）